盛世
中国，2013年
第一部
1 不久的将来
第一个久违的人
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方草地说，算了，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不过说是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适当的人选。他一生中，大概也有过许多个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于不存在的；他的经历像一串碎片，无法组织成故事；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或人间蒸发多年后，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永劫重生般冒出来。这样的人，说不定能办些不合时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踪的一个月。
是这样的，本来我也没注意到有一整个月不见了，就算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我每天读报，上新闻网站，晚上看央视、凤凰台，平常往来都是有识之士。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见解，我的理智，我的独立判断。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从幸福二村家出来，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个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到今天两年了。”
那人戴着顶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认不出来。
“方草地，方草地…”他说两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秃顶，脑后吊着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小马尾。
我认出来：“哟，老方！你怎么也管我叫起来老师了？”
他还是说那句，煞有介事：“一个月不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们不止一个月没见了吧。”
方说：“不止，不止。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们该怎么办？”
跟方草地说话是有点累，我想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个喷嚏。我给他一张名片：“别凉到。天凉，别乱跑了。我们再约，上面有我手机和电邮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说：“我配合您，配合您，我们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东直门外使馆区方向跑去，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运动，而是赶着去某个地方。
第二个久违的人
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二零零四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记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那天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逢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以我跟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现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著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心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吧。”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
我面有难色的支吾着，她说：“是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勉强点头。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在我毫无感觉的时候，被别人要求我描述对一件艺术品或一段音乐的感觉。我憎恨这种没感觉的感觉，但也因为训练有素，擅以支吾应对。
她继续：“太好了，我就知道。刚才在书店看到你走下楼梯，我就在想，老陈会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楼梯等你上来。”
大概在小希的印象中，我是个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人。我喜欢别人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指一下长椅说：“我们坐一会。”
我这个建议是对的，坐下后她放松了，闭上眼睛说：“终于，终于。”
他曾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这么多年轮廓和体型都没有变样，可是脸缺保养多了皱纹，头发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发忧郁。
她好像在闭目养神。我看着看着，怦然心动一下，还是喜欢这个女人，我喜欢忧郁的女人。
她闭着眼睛说：“我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恋。”
我说：“别犯傻，谁不孤独，再孤独也得活着。”
她没有理会我的陈腔滥调：“没人记，我记。没人说，我说。难道是我疯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证据都没了，都没人管。”
我喜欢她说北京话的腔调。
她闭着眼睛说：“你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怎么就这么多年都不见，你说说。”
“我以为你出国了呢。”
“没有！”
“没有就好，现在大家都说，哪里都不如中国。”
她睁开眼睛，瞪着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面无表情。她露出笑容：“亏你有心情开玩笑。”我哪是在开玩笑，但我立即顺着她，也笑一笑。
她说：“差点以为是我儿子在说话。”
“你儿子，刚才你说不要说他，你们怎么啦？”
她语气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学，入了党。”
我含糊说：“那，很好，将来好找工作！”
她说：“他要进中宣部。”
我以为听错，该是中移动、中石化、中银、中信之类吧。“中宣部？”
小希点头。
我说：“中宣部可以报考吗？”
“他说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主意大了去了！我受不了，我跟他没话。你见着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享受，与小希挨坐着，有一种幸福感。好一个初春的下午，阳光明媚，和暖得老先生老太太都又到公园来消磨时间了，也有些烟民在抽烟…烟民？两位烟民一根烟抽完，再抽第二根。我爱看侦探推理小说，我还真写过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情景很有幻想余地，可以是一段跟踪的情节。不过在现实里，我只是个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畅销书作家，并无一点被跟踪的价值。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烟民，很平常。
我听小希还在向我倾诉：“这算添乱吗？算折腾吗？是，这儿没我的事，但是总不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说变就变了？我不明白，我受不了。”我心想，小希受了什么刺激？她儿子，还是她个人噩梦般的过去有后遗症？
她看着我说：“有一次在蓝旗营一家小馆，跟一个你们台湾男人相亲，是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上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下至金融投资世界大局，没完没了，没有他不知道的，把我闷得，到我刚说了几句政府的不是，他竟然教训我，说我不知足、不懂感恩，把我气坏了，真想抽他，太可恶了。”
“台湾男人也不见得个个如此”，我觉得有必要替“我们”台湾男人说句话，然后好奇地问：“后来你跟那人怎么啦？”
她现出笑容：“他只顾着教训我，屁股就坐了一个椅子边儿，隔桌有个挺高挺壮的男孩结完帐起来，走过的时候故意猛撞了一下他的椅子，他噗通摔在地上。”
“男孩？”我问。
小希：“年轻小伙子啦！”
“那小伙子有什么表示？”
“什么表示？就走了呗！乐死我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倒真想认识。”
我有点吃醋：“暴力，不太好吧！”
“我觉得好得很。我现在整天想抽人嘴巴。”
小希生命中见过太多暴力，难免受影响，我想起了自己当年不敢和她过分接近的原因。“那台湾男人后来怎样？”
“他凶巴巴的站起来，想开骂，又找不到对象，就骂了一句‘没文化’。你看，你们台湾人还是看不起我们。”
“现在哪敢？”我知道以前两岸三地人心底都有点互相瞧不起，不过现在怕都改变了。
我问：“那次相亲就黄了？”
小希说：“人家想找年轻的。”
我心想，女人不该不染头发。“你生活还可以吗？”
她锁一下额，翘一下嘴，在阳光下暴露了更多皱纹：“生活可以，周围的人都变了，心里难受，现在跟你聊聊，好多了，很久没跟人聊…”
她突然停下，一脸茫然的望着前方地面。顺着它的目光看过去，我有些疑惑，到底是西斜的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枝筛落的一地斑驳碎影吸引了她，还是她忽然想起些什么而走神了？片刻，她回过神来：“哎呀，我得走了，待会高峰车挤。”
我把名片给她：“我们约吃饭，跟你妈、儿子。”
她温柔的说：“看吧。”她站起来，说一声“走了”，就走了。
小希步伐还挺快，我放肆的注目看，从后面看还真有看头，身材、动姿都像年轻女人。她从公园南侧出去，我愉悦的漫步走向公园东侧出口，突然想起两个烟民，转身一看，发觉他们也已走到公园南侧出口处，我看到小希右拐往美术馆方向，走出我的视线，那两个烟民等了几秒钟，也跟着往美术馆方向走。
三里屯的盛世
我不想马上回家，打车到三里屯太古村找星巴克坐坐。自从旺旺集团收购了星巴克之后，一些中式饮品就被开发成了全球化饮品，像我手中的桂圆龙井拿铁，口味就非常好，据说巴格达、贝鲁特、喀布尔等伊斯兰重建城市都在热卖，连非洲的安哥拉卢安达、苏丹喀士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都开了店，是星巴克旺旺与一家叫欧非拉友谊投资公司的中资企业共同开发的新市场，以后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星巴克旺旺，商业不忘文化，也算是软实力的呈现。
我来这里太对了，心情又好了，我最近常有的幸福感又回来了。你看，世面多热闹，年轻人多好看，加上各国友人、游客，多国际都会！更何况大家都在消费，刺激内需，贡献社会。记得几个月前，有个在社科院研究农村文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外甥女放寒假从兰州来北京玩，住她家，问想去哪里，外甥女说想去Y三买衣服，那朋友打电话问我：什么叫Y三？这书呆子这真是的，不会上网去查一下？Y三开始的时候，是阿迪达斯与日本的山本耀司合作的新时装产品品牌，Y是耀司，三大概是指阿迪达斯的招牌性三斜条设计，牌子在中国做得很火，据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它在北京的旗舰店，正是在我的眼前，太古村星巴克旺旺的侧对面。记得它在零八年奥运前开幕的时候，只占这家阿迪达斯五层总店在四楼的三分之一店面，现在整个地面一层都属于Y三。当然，阿迪达斯在太古村也扩充了地盘，占了原来耐克的楼，这些都是在李宁和阿迪达斯两家合并重组以后的事了，要谢就谢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凡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都要含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中国资本，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则享有更多优惠政策，然后想在上海挂牌上市又必须如何如何，细节我忘了，总之不符合条件的外国品牌要等国家商务部特批，拿不到特批就请退出十三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市场。
我们在台湾、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以前总认为一个地方要发达起来，是要靠出口，靠节衣缩食小富由俭的累计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才知道内需和消费的重要。中国人肯花钱，救不了全世界也至少可以成就自己。中国就凭这一点成功的转轨了，虽然内部消费在这些年间由百分之三十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就再上不去，不过，从方方面面看，还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要以为我是在盲目的吹捧中国，我知道中国问题还很多，但你想想，以美国为祸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摧毁，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后，稍有起色才没几年，又再度陷入滞涨期，祸延全球，无一幸免，至今未能爬出谷底，惟中国能独善其身，人退我进，三怕两拨让经济奇迹般再度起飞，以内需代替枯涸的出口，以主权财富代替已蒸发的外来资本，预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不单改写了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简直是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动乱，反而更和谐，真不由你不服气，太了不起了…想到这里，我又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我近来的问题，就是容易感动，有时候还发觉自己眼眶湿湿的。此刻我想起看上去很潦倒的小希，心里有点难过，周围的人都活得好好的，惟独她好像越活越不舒展。我深呼吸，强忍了一下眼泪。我以前是个很酷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容易伤感？我没意识到有一颗泪珠竟如漏网之鱼夺眶而出，掉到半杯桂圆龙井拿铁里。我急忙用纸巾擦眼，离开星巴克。
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自从 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东门一带。三联《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我还是去了。过去一周，我过得很好，没有不愉快的事，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挺幸福的。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希，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调，只是连续几个晚上，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最后的一个梦，都梦到小希，弄得我浑身亢奋，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我还有一次梦到方草地，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走来走去在原地。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方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也没想找他，那就算了。至于找小希，我还有一条线索，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希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违建平房，开了一家小馆子，叫五味餐馆。我管小希妈叫宋大姐，她家的贵州家乡鹅，有点名气，不过主要是小希和她的一帮朋友们整天泡在那里，一聊就是一晚上，五味一度成了海淀那带老外和知识分子的沙龙。后来停业了几年，到邓小平南巡后，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馆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马上知道没指望了，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馆子哪还会在？馆子不在了，万圣书园也不在了，我毫无留恋的走着，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逛逛，聊胜于无，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这一代曾经是摇滚乐在西边的根据地，有几处演出场地，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也不知道那些场地还在不在。在成府路上快到五道口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店，感觉像错过了什么，回头看，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店名叫“五·味”，也没说是中餐馆、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我还真的呆了一下，跟五味餐馆有关吗？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餐桌椅子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有个小舞台，勉强可以容下一只四人摇滚乐队。大堂没人，但里屋传出一把宏亮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我拨帘走进去，叫一声“宋大姐”。
小希妈一眼认出我：“老陈！”
“宋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看到你太好了！真是稀客呀！”
她拿了瓶常温的燕京纯生，拖着我到大堂坐下。“见着你太好了，老陈，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问候一下老人家。“我前阵子碰到小希。”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多劝劝她，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联书店偶然碰到她。她会来这里吗？”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我打个电话给她，”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说：“她有电子邮件。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地址换来换去。你劝劝她。”
我心想，只能用电邮联络吧，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不急，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她急急的走到店后。
我心想，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老派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来，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个子高，样子特别端正，像个运动员，我注意到他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北京土多大呀，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他很自信的看着我，好像想知道我是谁，但很有礼貌：“您好！您是…”
“我是…大姐的朋友。”我突然领悟：“你是…”我想说你是小希的儿子？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我外孙。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你外孙！”
“陈老师，我叫韦国。”
“幸会。一表人才啊”，我们握手。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小希以前也说过孩子叫韦国。
宋大姐说：“陈老师是台湾人，老顾客”，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韦国说。
“在老店那边，”宋大姐向韦国解释。“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大姐，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韦国不问我住哪个区，却问：“陈老师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韦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写什么？”
我说：“什么都写，小说，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文化媒体，企业管理…”
韦国问：“你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改天吧，大姐！我跟韦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韦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慑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希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我故意说：“现在大家都说啦，哪里都不如中国。”小希说过这话像他儿子说的话。
“您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他：“那你，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韦国不是：“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我想起小希提过中宣部，试探说：“韦国，如果随便让你挑，你想去什么部委？”
“中宣部！”
没想到他如此坦率。
他补充：“当然，中宣部不是随便进的，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还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与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的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
陈老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in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理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计买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周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道。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 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EQ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知道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分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二零零四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精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港台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道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声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二零零四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零四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二零零八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唯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交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八二、八五、八九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唯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r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九六四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五九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九二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精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交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我们喝酒，简霖问何东生：“这酒好吧！”
何东生很含糊的说唔唔。
简霖说：“老陈特意从台湾带来。”
何东生有气无力的向我略略举杯，我也向他稍稍举杯。
然后放电影，全场没话，只有一次简霖向我说，那个演反派岳母的演员当时其实很年轻，现在还经常在新的电视剧里看到她演出。
看戏中段我瞄了何东生一眼，他像是睡着了，反而简霖很认真在看，我心想：简霖还真爱看这些红色经典老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然后交她卖到黑市，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损害了国家利益，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忘了阶级斗争。剧中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千万不要忘记。
我说：“不错，有意思，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恐怕不好理解，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
何东生突然说话了：“八小时工作好办，八小时以外不好办，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
他继续：“你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是工作，八小时以外是休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但就是没办法关注八小时以外…”
“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简霖插一句。
可能酒精有点作用，何东生接着说：“可不是嘛！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总得放人家回家，吃点好吃的，买件漂亮衣服穿穿，搞点小资玩意。人民要这个，你不能不给呀，不给谁替你干活？过好生活而已，并不过分呀！八小时要他们干活，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
我一般认识的官员，开口就是官场套话，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
我对他多了份好感。
他发表完意见，像泄气皮球，闷着喝酒。我们都喝着酒。
隔了一会，简霖又是那句：好酒、好酒！
他继续：“现在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也很好，现在更好。就完全醒了。你看，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都还这么好。”
大家又没话。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谁知道他一直坐着，我们陪着，也不说话，桌上的送酒小吃，何东生都不碰，只慢慢喝酒。简霖拿出大雪茄，没人要，简霖也不好意思抽。
瓶中杯中都喝光，简霖又上了大红袍，何东生也不沾，好像不用喝水。快到午夜，何东生才起来，上厕所。
简霖轻轻跟我说：“他晚上失眠，不用睡觉，我怕他一直坐着，我可熬不住，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我也早睡，怕熬夜。”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
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我很近，我走回去。”我多此一举的问：“司机在吧？”忘了他是高官，司机当然在。
谁知道他说：“晚上我都自己开车，我喜欢开车，有时候开到天亮，累了在车上打个盹。”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含混的跟我们说“走了”就走了。
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其实没那么近，白天我会走回去，这么晚，还是要打车。简霖住的才叫近，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
“我们也很久没见，他可忙了，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才想起叫他来，”简霖解释说。
我问：“你们是堂兄弟，你姓简，他姓何…”
“我爸他们三兄弟，两个弟弟参加革命，都改了姓。东生本姓简。”
我理解，老革命家庭第二代，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
“还有一个呢？”我问。
简霖说：“我跟那边没来往。”
我不好意思追问，说：“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
简霖说：“什么官有多高？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很不容易。”
我问：“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
简霖说：“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方面，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
“哗！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没想到我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面色青白、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春色撩人夜
看完老电影喝了酒，初春凌晨站在街头上候车，我睡意全消。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朋友，然后去了她的居所。十多年前她还在天上人间夜总会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是个平和的人，但有时候也有需要，那就找她。算起来，已有两年没找，连想都没想，直到最近，直到今天。
没想到，回到家还睡不着，好一个令人心猿意马的春夜。这几天，心里惦着的是一件事，要不要发个电邮给小希？
宋大姐说小希常换电邮，不写，怕她又换了，想联络也联络不上，写呢，我觉得会给自己惹麻烦。她一直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她开餐馆的时候就让我心动不已，当时很多顾客都冲着她而来。我们虽然认识有二十年，可说是老朋友了，但从没在男女方面亲近过，连调情都没有，一个是她身边总是有一群男的围着她，有的好像是哥们，有的是追求者，有的是追求不遂成了哥们。她是身边只有男性朋友没有女性朋友的那种女人，同时却又是那种对自己的魅力没什么自觉的人，以为男性朋友真的只是哥们。我没有下过决心非要跟她好不可，她也没有特别表示过，始终只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后来我以为她会跟一个老外结婚嫁到英国去， 看样子没嫁成，不过从那时候算起我有七、八年没跟她联络了。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顾虑就是，她是个会惹麻烦的人。她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性的异见分子，但过去的三十年，政治上的麻烦总是跟着她，完全是因为性格太直，又太固执，简直是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以前，很多人都愿意帮她，包括一些外国人，现在，这样的外国人都不见了，谁都不愿意得罪中共，愿意得罪的大概也拿不到进中国的签证，而她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好好，都不想折腾，我猜想都有点躲着她，所以她上次在小公园才会说周围的人都变了。
跟宋大姐与韦国见面后，我感到小希最近一定又惹麻烦了，我现在也更肯定上次在美术馆旁的小公园，她被跟上了。
如果我跟她好，岂不是她的麻烦变成了我的麻烦？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一切都可以预期，充满幸福感，我犯什么傻？但是如果跟她见面，只要她稍稍表示对我有意思，我会把持不住要跟她好。她是老了很多，脸上多了皱纹，头上多了白发，但我还是喜欢她，包括性方面她都非常吸引我。这才让我害怕，很久没这么想过一个女人。但是，就算一时冲动，我们好了，我跟她肯定还是没办法相处下去，她想像中的我是跟她同声同气十年前的我，其实我就是她所说周围变了的人，我们现在的心境不一样，对现况的判断也不一样，我跟她肯定是话不投机，说不到一块去。我想起台湾当年陈水扁出来选总统连任，不少朋友家庭男方支持国民党，女方支持民进党，夫妻都做不下去。
我对着电脑，看着宋大姐给我的小纸条发呆。突然，一个想法钻进我的脑中：我一生没完成的事情，不就是写好一本小说吗？有什么比写个好小说对我更重要？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是因为生活太安稳、心情太愉快、做人太没压力，换句话说，太有幸福感。谁能把我从幸福感中拉出来？很明显，就是小希。
小纸条上写着feichengwuraook@yahoo.com，我看得懂，小老鼠前面是拼音：非诚勿扰OK。
第一个久违的人
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方草地说，算了，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不过说是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适当的人选。他一生中，大概也有过许多个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于不存在的；他的经历像一串碎片，无法组织成故事；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或人间蒸发多年后，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永劫重生般冒出来。这样的人，说不定能办些不合时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踪的一个月。
是这样的，本来我也没注意到有一整个月不见了，就算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我每天读报，上新闻网站，晚上看央视、凤凰台，平常往来都是有识之士。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见解，我的理智，我的独立判断。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从幸福二村家出来，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个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到今天两年了。”
那人戴着顶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认不出来。
“方草地，方草地…”他说两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秃顶，脑后吊着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小马尾。
我认出来：“哟，老方！你怎么也管我叫起来老师了？”
他还是说那句，煞有介事：“一个月不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们不止一个月没见了吧。”
方说：“不止，不止。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们该怎么办？”
跟方草地说话是有点累，我想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个喷嚏。我给他一张名片：“别凉到。天凉，别乱跑了。我们再约，上面有我手机和电邮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说：“我配合您，配合您，我们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东直门外使馆区方向跑去，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运动，而是赶着去某个地方。
第二个久违的人
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二零零四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记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那天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逢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以我跟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现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著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心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吧。”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
我面有难色的支吾着，她说：“是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勉强点头。我一生中，曾有过多次在我毫无感觉的时候，被别人要求我描述对一件艺术品或一段音乐的感觉。我憎恨这种没感觉的感觉，但也因为训练有素，擅以支吾应对。
她继续：“太好了，我就知道。刚才在书店看到你走下楼梯，我就在想，老陈会明白的。我一直坐在楼梯等你上来。”
大概在小希的印象中，我是个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人。我喜欢别人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指一下长椅说：“我们坐一会。”
我这个建议是对的，坐下后她放松了，闭上眼睛说：“终于，终于。”
他曾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这么多年轮廓和体型都没有变样，可是脸缺保养多了皱纹，头发灰白也不去染，而且，越发忧郁。
她好像在闭目养神。我看着看着，怦然心动一下，还是喜欢这个女人，我喜欢忧郁的女人。
她闭着眼睛说：“我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少到生命不再值得留恋。”
我说：“别犯傻，谁不孤独，再孤独也得活着。”
她没有理会我的陈腔滥调：“没人记，我记。没人说，我说。难道是我疯了？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什么证据都没了，都没人管。”
我喜欢她说北京话的腔调。
她闭着眼睛说：“你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怎么就这么多年都不见，你说说。”
“我以为你出国了呢。”
“没有！”
“没有就好，现在大家都说，哪里都不如中国。”
她睁开眼睛，瞪着我。我不明她的用意，故意面无表情。她露出笑容：“亏你有心情开玩笑。”我哪是在开玩笑，但我立即顺着她，也笑一笑。
她说：“差点以为是我儿子在说话。”
“你儿子，刚才你说不要说他，你们怎么啦？”
她语气怪怪的：“他，好得很，在北大念法学，入了党。”
我含糊说：“那，很好，将来好找工作！”
她说：“他要进中宣部。”
我以为听错，该是中移动、中石化、中银、中信之类吧。“中宣部？”
小希点头。
我说：“中宣部可以报考吗？”
“他说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主意大了去了！我受不了，我跟他没话。你见着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在享受，与小希挨坐着，有一种幸福感。好一个初春的下午，阳光明媚，和暖得老先生老太太都又到公园来消磨时间了，也有些烟民在抽烟…烟民？两位烟民一根烟抽完，再抽第二根。我爱看侦探推理小说，我还真写过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情景很有幻想余地，可以是一段跟踪的情节。不过在现实里，我只是个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畅销书作家，并无一点被跟踪的价值。在中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烟民，很平常。
我听小希还在向我倾诉：“这算添乱吗？算折腾吗？是，这儿没我的事，但是总不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怎么说变就变了？我不明白，我受不了。”我心想，小希受了什么刺激？她儿子，还是她个人噩梦般的过去有后遗症？
她看着我说：“有一次在蓝旗营一家小馆，跟一个你们台湾男人相亲，是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上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下至金融投资世界大局，没完没了，没有他不知道的，把我闷得，到我刚说了几句政府的不是，他竟然教训我，说我不知足、不懂感恩，把我气坏了，真想抽他，太可恶了。”
“台湾男人也不见得个个如此”，我觉得有必要替“我们”台湾男人说句话，然后好奇地问：“后来你跟那人怎么啦？”
她现出笑容：“他只顾着教训我，屁股就坐了一个椅子边儿，隔桌有个挺高挺壮的男孩结完帐起来，走过的时候故意猛撞了一下他的椅子，他噗通摔在地上。”
“男孩？”我问。
小希：“年轻小伙子啦！”
“那小伙子有什么表示？”
“什么表示？就走了呗！乐死我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倒真想认识。”
我有点吃醋：“暴力，不太好吧！”
“我觉得好得很。我现在整天想抽人嘴巴。”
小希生命中见过太多暴力，难免受影响，我想起了自己当年不敢和她过分接近的原因。“那台湾男人后来怎样？”
“他凶巴巴的站起来，想开骂，又找不到对象，就骂了一句‘没文化’。你看，你们台湾人还是看不起我们。”
“现在哪敢？”我知道以前两岸三地人心底都有点互相瞧不起，不过现在怕都改变了。
我问：“那次相亲就黄了？”
小希说：“人家想找年轻的。”
我心想，女人不该不染头发。“你生活还可以吗？”
她锁一下额，翘一下嘴，在阳光下暴露了更多皱纹：“生活可以，周围的人都变了，心里难受，现在跟你聊聊，好多了，很久没跟人聊…”
她突然停下，一脸茫然的望着前方地面。顺着它的目光看过去，我有些疑惑，到底是西斜的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枝筛落的一地斑驳碎影吸引了她，还是她忽然想起些什么而走神了？片刻，她回过神来：“哎呀，我得走了，待会高峰车挤。”
我把名片给她：“我们约吃饭，跟你妈、儿子。”
她温柔的说：“看吧。”她站起来，说一声“走了”，就走了。
小希步伐还挺快，我放肆的注目看，从后面看还真有看头，身材、动姿都像年轻女人。她从公园南侧出去，我愉悦的漫步走向公园东侧出口，突然想起两个烟民，转身一看，发觉他们也已走到公园南侧出口处，我看到小希右拐往美术馆方向，走出我的视线，那两个烟民等了几秒钟，也跟着往美术馆方向走。
三里屯的盛世
我不想马上回家，打车到三里屯太古村找星巴克坐坐。自从旺旺集团收购了星巴克之后，一些中式饮品就被开发成了全球化饮品，像我手中的桂圆龙井拿铁，口味就非常好，据说巴格达、贝鲁特、喀布尔等伊斯兰重建城市都在热卖，连非洲的安哥拉卢安达、苏丹喀士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都开了店，是星巴克旺旺与一家叫欧非拉友谊投资公司的中资企业共同开发的新市场，以后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星巴克旺旺，商业不忘文化，也算是软实力的呈现。
我来这里太对了，心情又好了，我最近常有的幸福感又回来了。你看，世面多热闹，年轻人多好看，加上各国友人、游客，多国际都会！更何况大家都在消费，刺激内需，贡献社会。记得几个月前，有个在社科院研究农村文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外甥女放寒假从兰州来北京玩，住她家，问想去哪里，外甥女说想去Y三买衣服，那朋友打电话问我：什么叫Y三？这书呆子这真是的，不会上网去查一下？Y三开始的时候，是阿迪达斯与日本的山本耀司合作的新时装产品品牌，Y是耀司，三大概是指阿迪达斯的招牌性三斜条设计，牌子在中国做得很火，据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它在北京的旗舰店，正是在我的眼前，太古村星巴克旺旺的侧对面。记得它在零八年奥运前开幕的时候，只占这家阿迪达斯五层总店在四楼的三分之一店面，现在整个地面一层都属于Y三。当然，阿迪达斯在太古村也扩充了地盘，占了原来耐克的楼，这些都是在李宁和阿迪达斯两家合并重组以后的事了，要谢就谢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凡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都要含至少百分之二十五中国资本，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则享有更多优惠政策，然后想在上海挂牌上市又必须如何如何，细节我忘了，总之不符合条件的外国品牌要等国家商务部特批，拿不到特批就请退出十三亿五千万人的中国市场。
我们在台湾、香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以前总认为一个地方要发达起来，是要靠出口，靠节衣缩食小富由俭的累计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才知道内需和消费的重要。中国人肯花钱，救不了全世界也至少可以成就自己。中国就凭这一点成功的转轨了，虽然内部消费在这些年间由百分之三十五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就再上不去，不过，从方方面面看，还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要以为我是在盲目的吹捧中国，我知道中国问题还很多，但你想想，以美国为祸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摧毁，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后，稍有起色才没几年，又再度陷入滞涨期，祸延全球，无一幸免，至今未能爬出谷底，惟中国能独善其身，人退我进，三怕两拨让经济奇迹般再度起飞，以内需代替枯涸的出口，以主权财富代替已蒸发的外来资本，预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不单改写了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简直是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动乱，反而更和谐，真不由你不服气，太了不起了…想到这里，我又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我近来的问题，就是容易感动，有时候还发觉自己眼眶湿湿的。此刻我想起看上去很潦倒的小希，心里有点难过，周围的人都活得好好的，惟独她好像越活越不舒展。我深呼吸，强忍了一下眼泪。我以前是个很酷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容易伤感？我没意识到有一颗泪珠竟如漏网之鱼夺眶而出，掉到半杯桂圆龙井拿铁里。我急忙用纸巾擦眼，离开星巴克。
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自从 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万圣书园被迫停业后，我很少去海淀区北大东门一带。三联《读书》新春聚会后约一周，我还是去了。过去一周，我过得很好，没有不愉快的事，每天读报上网看电视新闻，每天庆幸自己住在中国，偶然感动一下想流泪，挺幸福的。本来，也没有再惦记小希，因为觉得她现在的状态跟我的心境和生活有点不搭调，只是连续几个晚上，睡觉睡到凌晨醒来前最后的一个梦，都梦到小希，弄得我浑身亢奋，可能是身边太久没有女人的缘故。我还有一次梦到方草地，那是个令人厌烦的梦，走来走去在原地。我有点后悔没拿他们的手机号，而他们也没再联络我，看来我在他们心目中没这么重要。方草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也没想找他，那就算了。至于找小希，我还有一条线索，所以来到北大东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希和她妈妈成了个体户，在北大东门外居民楼前的违建平房，开了一家小馆子，叫五味餐馆。我管小希妈叫宋大姐，她家的贵州家乡鹅，有点名气，不过主要是小希和她的一帮朋友们整天泡在那里，一聊就是一晚上，五味一度成了海淀那带老外和知识分子的沙龙。后来停业了几年，到邓小平南巡后，又在附近找了个地方重开，我那时候每到北京还会特意跑去吃饭。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去了，馆子还在吗？
我一到北大东门外，马上知道没指望了，整片居民楼、平房都拆了，馆子哪还会在？馆子不在了，万圣书园也不在了，我毫无留恋的走着，打算徒步走去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书店逛逛，聊胜于无，再去雕刻时光喝杯咖啡。这一代曾经是摇滚乐在西边的根据地，有几处演出场地，不过我近年没有再注意这个圈子，也不知道那些场地还在不在。在成府路上快到五道口的时候，我走过一家店，感觉像错过了什么，回头看，门面有点粗放的设计感，店名叫“五·味”，也没说是中餐馆、西餐厅还是什么演出场地之类。我还真的呆了一下，跟五味餐馆有关吗？我决定推门进去看一看。
里面也是粗放的设计，餐桌椅子都是有设计感的低价普通产品，有个小舞台，勉强可以容下一只四人摇滚乐队。大堂没人，但里屋传出一把宏亮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我拨帘走进去，叫一声“宋大姐”。
小希妈一眼认出我：“老陈！”
“宋大姐，我来看你来了”我说完觉得自己有点虚伪。
宋大姐说：“看到你太好了！真是稀客呀！”
她拿了瓶常温的燕京纯生，拖着我到大堂坐下。“见着你太好了，老陈，我还真常惦记着你。”
我有点惭愧，来了北京几年都没想起来问候一下老人家。“我前阵子碰到小希。”
宋大姐突然压低声音说：“你多劝劝她，多劝劝她。”
“我也只是在三联书店偶然碰到她。她会来这里吗？”我问。
“不会！”
“你有她手机吗？我打个电话给她，”我就想要她的手机号。
“她没用手机。”宋大姐一直在看门外，说：“她有电子邮件。她现在整天在网上跟人吵架，地址换来换去。你劝劝她。”
我心想，只能用电邮联络吧，总比联络不上好。
宋大姐站起来：“我去拿她的新邮件地址。”
我有点口是心非说：“不急，待会再拿吧。”
“待会怕忘记。”她急急的走到店后。
我心想，宋大姐还是这么热情，老派人。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来，该是迷死女生那种男生，个子高，样子特别端正，像个运动员，我注意到他穿了双白色高腰球鞋，北京土多大呀，一般男生不大穿白球鞋。他很自信的看着我，好像想知道我是谁，但很有礼貌：“您好！您是…”
“我是…大姐的朋友。”我突然领悟：“你是…”我想说你是小希的儿子？不知为什么犹豫了一下没说。
“姥姥！”男生和宋大姐打招呼。
“来了？我外孙。这位是陈老师。”
我故作惊喜：“你外孙！”
“陈老师，我叫韦国。”
“幸会。一表人才啊”，我们握手。我想起十几年前见过这孩子，小希以前也说过孩子叫韦国。
宋大姐说：“陈老师是台湾人，老顾客”，宋大姐用老顾客来形容我。
“我好像没见过陈老师”，韦国说。
“在老店那边，”宋大姐向韦国解释。“陈老师多年没在北京。”
我说：“大姐，我现在搬到北京来住了。”
韦国不问我住哪个区，却问：“陈老师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
韦国对我的兴趣大了点：“写什么？”
我说：“什么都写，小说，评论…”
“评论什么？”
“吃喝玩乐，文化媒体，企业管理…”
韦国问：“你对中国现状有什么看法？”
宋大姐：“晚上就在这吃饭吧！”
“今天有事，改天吧，大姐！我跟韦国聊一下就走。”
宋大姐说句“你们聊”就走到店后去。
韦国眼神很坚定的看着我，有股年轻人少见的慑人之气。
我想知道小希为什么说跟儿子没话。我故意说：“现在大家都说啦，哪里都不如中国。”小希说过这话像他儿子说的话。
“您说得很好，这是正确的。季羡林先生说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不可阻挡的。”
我逗他：“那你，打算在中国人的世纪做些什么？”
一般年轻人都会腼腆一下才回答，韦国不是：“我现在上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我会报考公务员。”
“当官？”
“国家和党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我想起小希提过中宣部，试探说：“韦国，如果随便让你挑，你想去什么部委？”
“中宣部！”
没想到他如此坦率。
他补充：“当然，中宣部不是随便进的，这只是我现阶段的最高理想。”
我问：“为什么是中宣部？”
“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觉得中宣部非常重要，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可以做得更好。”
我问：“可以怎么好法？”
他好像训练有素：“譬如说，对网络和网民的理解还不够，对年轻人的走向也掌握得不够精准，这方面我可以有贡献。还有我是学法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作为年轻人，我也有不成熟、浪漫的一面，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他终于有点腼腆。
“浪漫？怎么说？”
“您是作家，您应该知道，只有精神的才是浪漫的，中宣部就是领导全国人民精神生活的。”
我不想再谈中宣部，指了指舞台：“你们还有现场表演？”
“一些新人的乐队，也有学校社团的，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是我给姥姥出的主意。来这里的什么样的年轻人都有，有助于我了解他们的心态和动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呀。”
我故意说：“弄一个这样的场所，鱼龙混杂，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他大概觉得我有点幼稚，说：“那你太小看我们党和政府了，一切都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中，一切是清清楚楚的。”
我说：“高兴与你聊天，韦国。有意思，但我得走了。”
“祝您在北京玩的愉快，写文章多介绍中国的真实面貌，叫台湾同胞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媒体”，他说。
我想说“跟你姥姥说我走了”，宋大姐走出来：“怎么走了？”
“有事，在东边，早点走，怕碰上高峰”，我说。
“有空过来吃家乡鹅。”宋大姐伸手。
“一定一定，大姐你多保重。”我双手握住宋大姐的手。
握着手，我及时反应的取过大姐手中的小纸条。
大姐和我竟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走出门之际，韦国叫住我，冷冷的问：“陈老师，最近见着我妈了没？“
我一张口竟撒谎：“没有。”
他礼貌的说再见。
我点点头，禁不住再瞄了一眼他那双雪白的球鞋。
陈老师的本命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是该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了，譬如经常把自己感动得想流眼泪，譬如小希以及方草地的相继出现，都令我隐隐的感到异常。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小希和方草地这样跟社会氛围完全不相配的人了。当然，中国这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我初来大陆，直到前几年，我还没少认识这样的人，但这几年却少了，尤其是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我的生活圈子再没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了。
先说三类我常交往的人：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我就坐在书桌旁边边看电脑边听。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in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春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理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计买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周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道。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 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EQ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知道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分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
《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二零零四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精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港台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道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声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暴，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二零零四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零四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二零零八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唯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交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八二、八五、八九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唯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r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九六四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五九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九二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精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交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
我们喝酒，简霖问何东生：“这酒好吧！”
何东生很含糊的说唔唔。
简霖说：“老陈特意从台湾带来。”
何东生有气无力的向我略略举杯，我也向他稍稍举杯。
然后放电影，全场没话，只有一次简霖向我说，那个演反派岳母的演员当时其实很年轻，现在还经常在新的电视剧里看到她演出。
看戏中段我瞄了何东生一眼，他像是睡着了，反而简霖很认真在看，我心想：简霖还真爱看这些红色经典老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东北的一家电机工厂，工人本来都很积极上进，但其中一个青年工人娶的老婆，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劝丈夫买一件昂贵的料子外衣，一身料子一百四十八，青年工人的岳母更教唆女婿休假的时候去打野鸭，然后交她卖到黑市，以至旷工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损害了国家利益，都是因为没有革命警惕性，忘了阶级斗争。剧中最后一个镜头打出六个血红大字：千万不要忘记。
我说：“不错，有意思，不过以后年轻一代看的时候，恐怕不好理解，要有人在旁边做解读。”
何东生突然说话了：“八小时工作好办，八小时以外不好办，老毛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有点惊诧何东生直呼老毛。
他继续：“你知道改革开放后，天津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是工作，八小时以外是休闲，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休闲，社会主义改造好了八小时，但就是没办法关注八小时以外…”
“八小时以外就归资本主义管吧，”简霖插一句。
可能酒精有点作用，何东生接着说：“可不是嘛！你老毛不能二十四小时叫人家抓革命促生产，总得放人家回家，吃点好吃的，买件漂亮衣服穿穿，搞点小资玩意。人民要这个，你不能不给呀，不给谁替你干活？过好生活而已，并不过分呀！八小时要他们干活，八小时以外就该让他们快快活活。”
我一般认识的官员，开口就是官场套话，何东生说的倒像平常人说的话。
我对他多了份好感。
他发表完意见，像泄气皮球，闷着喝酒。我们都喝着酒。
隔了一会，简霖又是那句：好酒、好酒！
他继续：“现在比刚才更好了，刚才也很好，现在更好。就完全醒了。你看，咱们一口白的一口红的喝，都还这么好。”
大家又没话。我以为何东生看完戏会走，谁知道他一直坐着，我们陪着，也不说话，桌上的送酒小吃，何东生都不碰，只慢慢喝酒。简霖拿出大雪茄，没人要，简霖也不好意思抽。
瓶中杯中都喝光，简霖又上了大红袍，何东生也不沾，好像不用喝水。快到午夜，何东生才起来，上厕所。
简霖轻轻跟我说：“他晚上失眠，不用睡觉，我怕他一直坐着，我可熬不住，我现在睡得早起得早。”
“我也早睡，怕熬夜。”我想着何东生在看戏的时候睡着。
何东生厕所出来就对我说：“要不我捎带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我很近，我走回去。”我多此一举的问：“司机在吧？”忘了他是高官，司机当然在。
谁知道他说：“晚上我都自己开车，我喜欢开车，有时候开到天亮，累了在车上打个盹。”他好像觉得自己说多了，含混的跟我们说“走了”就走了。
我有点后悔没让何东生送我回去，其实没那么近，白天我会走回去，这么晚，还是要打车。简霖住的才叫近，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栋楼的顶层。
“我们也很久没见，他可忙了，前阵子在我姑姑的追悼会见了，才想起叫他来，”简霖解释说。
我问：“你们是堂兄弟，你姓简，他姓何…”
“我爸他们三兄弟，两个弟弟参加革命，都改了姓。东生本姓简。”
我理解，老革命家庭第二代，甚至两个亲兄弟不同姓的情况也常见。
“还有一个呢？”我问。
简霖说：“我跟那边没来往。”
我不好意思追问，说：“真没想到你跟何东生有亲戚关系。他现在的官有多高了？”
简霖说：“什么官有多高？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这届他是三朝元老，很不容易。”
我问：“那算不算国家领导人？”
简霖说：“严格来说应该叫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方面，从书记处书记开始往上都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固然不用说了。”
“哗！这样说我还近距离见过两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是你堂弟何东生，另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国家领导人个个梳大背头，头发乌黑乌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没想到我我碰到一个头发稀疏、面色青白、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春色撩人夜
看完老电影喝了酒，初春凌晨站在街头上候车，我睡意全消。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朋友，然后去了她的居所。十多年前她还在天上人间夜总会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是个平和的人，但有时候也有需要，那就找她。算起来，已有两年没找，连想都没想，直到最近，直到今天。
没想到，回到家还睡不着，好一个令人心猿意马的春夜。这几天，心里惦着的是一件事，要不要发个电邮给小希？
宋大姐说小希常换电邮，不写，怕她又换了，想联络也联络不上，写呢，我觉得会给自己惹麻烦。她一直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她开餐馆的时候就让我心动不已，当时很多顾客都冲着她而来。我们虽然认识有二十年，可说是老朋友了，但从没在男女方面亲近过，连调情都没有，一个是她身边总是有一群男的围着她，有的好像是哥们，有的是追求者，有的是追求不遂成了哥们。她是身边只有男性朋友没有女性朋友的那种女人，同时却又是那种对自己的魅力没什么自觉的人，以为男性朋友真的只是哥们。我没有下过决心非要跟她好不可，她也没有特别表示过，始终只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后来我以为她会跟一个老外结婚嫁到英国去， 看样子没嫁成，不过从那时候算起我有七、八年没跟她联络了。
当时我已经有一个顾虑就是，她是个会惹麻烦的人。她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性的异见分子，但过去的三十年，政治上的麻烦总是跟着她，完全是因为性格太直，又太固执，简直是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以前，很多人都愿意帮她，包括一些外国人，现在，这样的外国人都不见了，谁都不愿意得罪中共，愿意得罪的大概也拿不到进中国的签证，而她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好好，都不想折腾，我猜想都有点躲着她，所以她上次在小公园才会说周围的人都变了。
跟宋大姐与韦国见面后，我感到小希最近一定又惹麻烦了，我现在也更肯定上次在美术馆旁的小公园，她被跟上了。
如果我跟她好，岂不是她的麻烦变成了我的麻烦？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一切都可以预期，充满幸福感，我犯什么傻？但是如果跟她见面，只要她稍稍表示对我有意思，我会把持不住要跟她好。她是老了很多，脸上多了皱纹，头上多了白发，但我还是喜欢她，包括性方面她都非常吸引我。这才让我害怕，很久没这么想过一个女人。但是，就算一时冲动，我们好了，我跟她肯定还是没办法相处下去，她想像中的我是跟她同声同气十年前的我，其实我就是她所说周围变了的人，我们现在的心境不一样，对现况的判断也不一样，我跟她肯定是话不投机，说不到一块去。我想起台湾当年陈水扁出来选总统连任，不少朋友家庭男方支持国民党，女方支持民进党，夫妻都做不下去。
我对着电脑，看着宋大姐给我的小纸条发呆。突然，一个想法钻进我的脑中：我一生没完成的事情，不就是写好一本小说吗？有什么比写个好小说对我更重要？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是因为生活太安稳、心情太愉快、做人太没压力，换句话说，太有幸福感。谁能把我从幸福感中拉出来？很明显，就是小希。
小纸条上写着feichengwuraook@yahoo.com，我看得懂，小老鼠前面是拼音：非诚勿扰OK。
2 千万不要忘记
小希的自述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 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分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制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至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合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记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藉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行。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体，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后来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在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画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店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店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分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但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八九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分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团、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梢。
我很孤独，除了妈以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藉故就走掉。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Email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张逗的自述
我，张逗，二十二岁。
现在录影的地点是妙妙的家，在北京怀柔。
我是河南人，父母是农民，我自小有哮喘病，但长得高，十三岁就像人家十六岁，在火车站被拐骗去山西的黑砖窑，前后三年多，做盖房子用的砖，几次哮喘病发差点死掉。曾经试过逃走，被别人救了，送到当地劳动局，又给劳动局的人转卖到另一家黑砖窑。六、七年前，那地区的黑窑厂在全国媒体曝光，很多厂关了，救出不少童工，年龄遭遇跟我差不多，都是失踪人口。我见到很多记者，其中包括广州来的妙妙，我们相处的特别好，她叫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经历，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妙妙说写得很好，说会替我在媒体发表。之后我被送回家乡，我妈死得早，我爸去南方打工，我又回到学校，重新读初中一年级。
一年多后，受到妙妙的信，说媒体都给打招呼了，不准再报道黑砖窑，以免影响国家的形象。我那篇文章也不能登了，只能交给天涯网发表在网上，跟帖很多，一周后才给和谐掉。妙妙把她的Email地址给了我，我去镇里，上网吧发了一封邮件给妙妙，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家里也没人，我想再出去打工。妙妙回邮，叫我去北京找她。她是北京人，已辞掉广州的周报工作，搬回北京。她说现实世界太恐怖，压力太大，宁愿做自由撰稿人，在家工作。
我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到北京怀柔找妙妙。原来她现在也是住在村里。
她叫我跟她住，教我做爱，教我弹木吉他，她会做很好吃的饭，还有蛋糕、饼干什么的。她有三只猫三只狗，都是捡回来的。她说之前北京因为奥运，大片大片拆迁，很多人把猫狗留下没有带走，所以北京特别多流浪猫、流浪狗，甚至名种金毛犬都成了肉狗，在农贸市场才七块钱一斤。
我也是她捡来的。我现在哮喘发作也不用害怕了。
她写文电视剧本赚稿费养家，我有时候在附近的宠物诊所打工，因为经常带猫狗去治病跟诊所的人混熟了。妙妙的小院是跟农民买的小产权房，有三间北房，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和带淋浴的厕所。我们和猫猫狗狗过了一年三个月很快乐的日子。那年妙妙三十二岁。
然后听说全国到处大乱，北京也人心惶惶，我们首先想到是到处找猫粮狗粮，怕断粮。后来，人也快断粮了。宣布严打后，局面就稳下来了，但妙妙怕我被抓，不让我出门。我在家呆了一个月。当时粮食还是紧张，很多人都把宠物丢掉，妙妙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回来猫狗，有些还是病的、残的。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几十只猫狗。我学会了照顾他们。
那年冬天过后，社会一下子繁荣了，每个人都面露笑容。但对妙妙来说，却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她突然不认得我了，任何人都不认得，见到任何人，她都点头微笑，但不说话，每天，她只记得喂猫狗，每隔几天会做一批没加糖的曲奇饼，但她不再写稿子、不弹吉他、也不出门，有需要的时候，会跟我做爱，但她不再跟我聊天说话了。
我一直知道，我到北京的一年多，她在以为我看不到的时候，回去吃某种药，所以有时候她会像灵魂出窍一样谁都不认得，不过一般不到半小时就会回神。这次她没有回来。
我知道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光靠打零工养家。所以我做了一件事，希望妙妙原谅。我偷偷卖掉家里的猫狗，尤其是刚生出来的小猫小狗。我不会卖给肉狗商贩。因为经济好了，很多人又开始收养猫狗，我已经挺擅于培养、配种，生一批、卖一批，家里永远有很多猫狗，还好妙妙对猫狗的爱是一视同仁的，看到谁就喂谁。
我还每天练三个小时吉他。有几个傍晚，我对妙妙说我去听音乐，她没有反应。我坐长途公交去五道口，到一些以前妙妙带我去过的地方听现场音乐，不听我有点难受。每次，我都碰到几个玩音乐的半熟脸儿，还一起玩过几首歌，他们都很喜欢我那手西班牙吉他，说以后演出时需要吉他手的话会找我。回来后我加紧练习，妙妙，你教我的技法我都练熟了，等着去五道口上台演出。
想不到演出那天晚上我出事了。
我接到电话去演出，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把你和猫狗的晚饭准备好，跟你说了一声，去了五道口。跟之前几次去听音乐一样，演出结束后太晚了，回不来，我就会找个地方打个盹，再坐头班车回来。这次我到了市区后，现在蓝旗营的一家小馆吃点东西，小馆店窄，坐得很密，隔桌是一男一女，男的说话是电视上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那种腔调，滔滔不绝的在说，内容我听不太懂，突然那个阿姨开始说话，是个北京人，我发现她竟然在骂政府。
自从两年多前中国人的盛世正式开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碰到的人都好快乐，很少听到有人说不快乐的事，我觉得所有人都变得有点怪，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也装得很快乐。所以听到那个阿姨骂政府，我心里感到很特别。没想到那个台湾腔男的竟然教训起那个阿姨，说你们的政府多了不起、多照顾你们，你们大陆人不懂得感恩，你们以为喂饱十三亿人是件容易的事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你们女人懂什么…可能是他不停的说你们、我们，我听着觉得特别扭，结账走的时候，看到那男的屁股只坐五分之一椅子，我想都不想就猛撞了他椅子一下，他摔在地上，我头也不回的走出小馆，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
我去了一家叫五味的音乐现场，那晚上我们的乐队表演不错，现场气氛特好，我也分到二百块钱。其他乐手拉着我喝啤酒，说庆祝我第一次正式演出，一直弄到了两点多。
分手后，我本来想熬到天亮，但是喝了酒有点犯困，就在车站附近一栋楼的侧面，靠墙坐下，打算眯一下。
刚坐下合上眼睛就给五六个人用木棍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连爬起来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是台湾腔男人找人打我吗？我虽然身体很壮，但这样打下去可扛不住了。后来突然那几个人就走了。我吸不到气，左手像断了一样，右手压在身下，哮喘药在裤兜没法拿。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看我，我发不出声，手颤动着想告诉他药在裤兜里，那人没反应过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妙妙，我那时想，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妙妙，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不该撞人家，现在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
突然我吸到药了，我又可以呼吸了，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死了，我壮，打是打不死的。
醒来已在病床上，只听到护士喊：喂，你送来的人醒啦。有个大叔走到床边，我不认识他，我提起精神说，裤子，我裤子。他把我裤子拿过来，我叫他在裤脚小兜里掏出五百多块钱，又叫他拿了纸笔写上怀柔妙妙家地址，猫粮狗粮牌子，分量多少多少，加上面粉，鸡蛋，拜托那人替我买了送去。我也不知道那人拿了我的钱会不会走掉，是否愿意跑到怀柔，我甚至不明白他送我到医院后，为什么还等我醒来。我顾不了这么多，我想着你们断粮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那人回来，说东西已经送过去，有个女人收了，他向她解说我在医院，那女人只微笑的点头，请他吃不甜的曲奇饼。他还说我家猫狗真多。听了我就放心了。
下午他又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照顾我？他说，看我躺在地上喘不过气，手在裤兜上颤动，突然明白我是哮喘患者，因为他也是，也长期用激素。他从口袋找到我的药。
他说，看到我用激素，忽然想知道另一个用激素的哮喘患者，平常是怎么样过的？
我问：“知道来干嘛？”
他说：“看有没有觉得其他人都跟你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他们没哮喘。”
他说：“他们很快乐？”
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不是我不快乐。五年前开始我和妙妙在一起不会不快乐，现在妙妙不跟我说话，但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不快乐，但是这两年，我发觉我见到的人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不清楚，只能说，他们很快乐。反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就算快乐也不是同样的一种快乐。
他一直看着我，等我答复，我点头。
他好像中了彩券一样高兴，然后看看左右，想怕有人在偷看我们。
他靠近我说：“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只有我们用哮喘激素的人，才会不嗨。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问：“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不记得那一个月？”
“哪一个月？”
“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之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前那一个月。”
我不明白。
他说：“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间，不是大家现在说的好像是紧接在一起的，而是隔着一个月时间的，正确来说是从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天数起共二十八天。”
大概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是不是你现在跟人家说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那一个月的事，大家都忘了？”
我心想，的确再没人跟我说起这些事，的确有点好像不曾发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忘了。
他以为我忘了，颓丧的坐下来，轻轻的说：“原来你也是忘了，我弄错了，太一厢情愿了。”
我说：“大叔，我记得。”
“你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年的事。”
他仍怀疑的看着我。
我说：“我记得到处去搜购猫粮狗粮，记得严打躲在家不敢出去…”
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老天爷，我终于找到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逗。”
“张逗兄弟，你叫我老方，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因为你是我知道唯一记得那个月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你现在记得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月找回来。”
他救了我，救了妙妙和猫狗，他怎么说我怎么听吧。我也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妙妙捡回来的，妙妙是对我最好的。
韦国的自述
我，韦国。二十四岁。
好久没写日记了，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是要记下来的，作为历史的记录。
今天，我向我的人生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我正式成了SS读书班的成员。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是班里最年轻的成员。
SS读书班是学术、政治和产业界的结合，正式成员有副部级官员、少将级军人、央企和主权财富投资老总、百强民企老板，加上几位社科院和重点大学的所长、教授。其实，我们的人脉一直往上延伸，直通天庭。
我们不是书呆子，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的。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这个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我们用勇气承认：我们是中国盛世里的真正精神贵族。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来自革命家庭-有几个学术界的成员就只是平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但大多数是。像我的外祖父是共和国的法官，我从小在政法大院长大，这在我们读书班里，已经算是出身最不显赫的了。
或许我应该感谢X、Y、Z三位教授-特别是X教授-因为是他们在大半年前介绍我到读书班当候补成员的，这样我今天才能成为正式成员。X教授经常炫耀说我是他一眼看中的，是他决定要提拔我的，就让他这样想吧。其实念本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大学里的教授做了分析，看谁在政治上最有前景，会跑得最快最远，是我选中了X。
我没选错，X和Y，Z教授是SS读书班的发起人，他们的主张是：理念与权力结合，让中国更强大。是他们以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的名义，吸引官员、解放军将领和企业界中有理想的人来参加读书班。XYZ都想当国师，认为十年内他们的理念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这都很符合我个人的十年计划。
三个人之中，X掌控着重要的学刊，人脉最广，在媒体的锋头比较大，但嘴巴也比较大，学界传说他有国安背景。Y在学术上最有地位，是学科带头人，在南方的重点大学新成立的学院任院长，在国外学界也颇有名气。Z在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班讲课，这个研究班是军地混合编班，学员都是省部级高官和高级将领。
Z为人深沉，事情想得最远，他才是最懂我的人。我做过两件事，都只跟他报告，当时他听完没反应，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有点后悔自己太急躁了，不过这次在读书班收新成员的委员会议上，主张把研究生还没念完的我，破格收为正式成员的，是Z。之后X也居功一番，说是他和Z共同替我说话了，不然我还要多做三到五年候补成员。
青春有价，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随便给人家耽误呢？我要主动去促成我的目标。我察觉到Z才是关键人物，因为他跟读书班里一个所有人都叫他板寸头的大哥是有默契的。板寸头大哥是真正的红色贵族，表面上是在海外做投资的，其实党政军黑白道都通，更有通天的本领。我认为他是将来做元首的可能人选之一。读书班人人有来头，但他们见到板寸头大哥都还带点敬畏。板寸头大哥和Z才是读书班的灵魂-虽然我不相信灵魂。可惜板寸头大哥不好亲近，我至今还没找到可引起他注意的妥善办法。暂时我先做Z的工夫。
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已经替X、Y、Z做很多跑腿的事。他们有不同的外围组织，掌握着不少资源，譬如申请国家拨款给愿意成为同盟军的学者做学术项目，或拿一些富豪基金会的赞助，办高规格学术会议，扶持国内外学界的同路人，建联合阵线，又或每半年办一次全球华人人文社科优秀研究生的学习营，训练下一代的学术精英，参加者全程免费，夏营在北京或上海，冬营在香港或澳门，吃得好玩得好但少不了洗脑般的脑力密集激荡，所以叫魔鬼训练营，也叫新黄埔军校。这么多活动，XYZ当然要分工，譬如魔鬼营YZ只去演讲，组织上交由X去主导，X自己也不出面，名义上的召集人是Q，因为Q最能折腾，最会忽悠年轻人，特别是满腔热血、读了一点书的硕士研究生。Q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是想当帝王师的，但XYZ都有点瞧不起他，说他学历不完整，说他没有学术著作，说他立场变来变去。私下里，XYZ叫Q做魔笛士，就是在西方童话里，用笛子吹起动听的调子，把小孩子拐走的人物。很明显，XYZ都知道，一场思想的革命-SS读书班策动的就是一场中国人当代世界观的革命-需要有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拐小孩的魔笛士是不能从缺的。
我第一次向Z交心的，是我如何落实读书班上常说的政治就是分敌我的理念。我从大二开始，就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后来我们从虚拟兼顾到实体，凡大学里有教授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主义，我们就举报给校长或党委书记。我们的模式已经像授权的连锁店，复制到其他院校。这表明我的行动力，也说明很多大学生是听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轻一代的魅力领袖。
Z听完没什么表示，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因为不久之后他故作不经意的说，你去听过你们学校的那位龚教授的课吗？我立即心领神会，打听之下，知道这个姓龚的家伙在讲堂上批评政治儒家公羊之学，我们就鼓动曾听课的同学去向校长告状，说他污蔑中国传统文化，还发动同学在网上签名要求校方彻查和开除姓龚的。这件事现在还没了，但姓龚的已给我们玩弄得狼狈不堪。我相信Z对我的表现应是满意的。
我没跟Z说的是，我的长年告密行动终于受到国家的欣赏，首先是公安网络监控部门，然后是安全部门，都正式联络上我了，等于说我现在是公安和国保的眼线。这点我没告诉Z和读书班其他人，免他们防着我。待我知会上线我现在正式成为SS读书班内围的人，他们也会更器重我。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刚做了读书班候补成员，去听Z的公开演讲，题目是当前中国盛世与爱，他说：“现在社会弥漫着‘爱’，媒体更常有人提倡大爱、博爱、爱全人类，一时间大家感觉良好，内心充满‘爱’，很有满足感、幸福感，国家也一片和谐，暴力犯罪案件减少了，连家庭暴力都少了，可见‘爱’的力量。”没说到单字“爱”的时候，Z就做一个加引号的手势。
我正听得无精打采，觉得Z的演讲了无新意，到接近尾声时才突然听到Z带过了一句：“大家都在‘爱’，尚武精神不彰了，敌人没有了，恨不起来了。”我整个人为之一震，Z真是高呀，用心良苦呀。
我记得Y曾说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也没有慧根，我们哲学家不能对他们说真话，不然他们会攻击我们，就像他们杀掉苏格拉底一样。在公开场合，哲学家只能说大众爱听的话，迎合大众。不过，哲学家会留下一句半句暗语，内外有别，让自己人能理解哲学家真正的用意，即所谓微言大义。
Z跟Y是一个套路的，所以Z也是在微言大义。
爱是说给大众听的，大众以为Z在宣扬爱，或主张当前中国盛世需要爱，但其实Z在整篇演讲中，都只是在描述爱，不是在肯定爱，只是说爱如何影响了盛世里的中国人，但没有说中国人应该多去爱。关键是那句“尚武精神不彰了”，这是对前面所说的“爱”的全面否定。这就是说给我这类自己人听的暗语，因为从SS读书班我知道，尚武精神是我们崇尚的美德，Z是尚武的，如果尚武精神是正面的，让尚武精神不彰的就不可能是正面的了。在Z的演讲中，是什么让尚武精神不彰？是“爱”-尚武精神不彰，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爱”。像我这样受过哲学训练、懂得阅读字里行间深意的人就体会到这个引号里的“爱”是指前文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Z认为这样的“爱”让国人不尚武。理论上，尚武不一定需要恨或敌人，但敌人和恨可使人更尚武-敌人和恨是尚武精神的春药。Z演讲的真正目的，他微言的大义，是要否定连敌人也爱的“爱”-批判不分敌我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这些所谓普世价值，甚至暗示我们要找到敌人，让恨能再起来，尚武精神才能彰显。我懂了。
我知道这也是我以后能取信于Z的窍门，我能听出Z的微言大义，主张内外有别的她一定会把我纳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立即挑选了六个崇拜我的北京的大学生，自称铁血忠魂，开始练武。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缺胆色缺杀气，受到社会上泛爱的气氛影响，都变得女性化了，缺乏男子气概，有时候连我也怀疑自己太有爱心，太不够绝断，做不了大事。我设法提升他们的杀气，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恨，忘了分敌我。我们一起看南京大屠杀、纳粹灭犹之类纪录片，鼓励他们去幻想如何有系统的屠杀日本鬼子，可是有一次我们野营的时候想杀两只流浪狗，磨练磨练胆色，最后都给畜生逃走了。我觉得大学生都是窝囊废。
终于，给我等到机会，替他们行成人礼。
我姥姥五道口的破店“五·味”，每天晚上有乡谣表演，是我观察年轻人心态的平台。有一个晚上，铁血忠魂都在，但士气低落，大家在喝闷酒。可能是酒精上头，其中一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指着台上一个大块头的吉他手说：“你看，那个弹吉他的大个，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出来的。”那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本身是来自农民家庭的，但是他最厌恶农民，整天说农民是贱民，农民是不能同情的。我向来知道，穷人恨穷人，农民讨厌农民，小孩最爱欺负小孩。清华铁血忠魂还在说：“你看他，贱肉横生，恶心不恶心。”另一个铁血忠魂说：“大个子弹得挺好的”，但另一个立即反驳：“他的身体语言特别土，手指头粗得像棒槌，还要弹什么西班牙吉他，我靠！”清华铁血忠魂再咬牙切齿说：“就是个农民！”大家都对那个弹吉他的大块头农民投以极度厌恶的目光。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大伙一下就领悟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回去拿家伙。”
我们在店外等，那大块头还在店里喝酒作乐，大家更气不过。等到他出来，我们跟着他，不知该如何下手，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公交车站，那个蠢家伙竟然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栋临街楼的侧面夹道，靠着墙角坐下来睡着了，众铁血忠魂这时候一拥而上，乱棍齐下，打到那大块头动都动不了，我在不远处看着，心想：好家伙，这回非得把他打死不可。这时候有辆切诺基开过来，大家就撤了。
我犹疑了很久，要不要告诉Z这件事，因为后果只有极好或极坏两种。如果X知道这事，可能会给吓到，Y甚至会谴责我，但Z却会对我另眼相看。我决定赌一把，我跟Z说，受他关于爱的演讲启发，我读出了他的微言大义，并且付诸实行，要做大事，恨是必需要的。我的潜台词是：我是可以替他干大事的。他听后一贯的不做表示就走了，很多天没动静。还好事实证明我看人还是准的。今天，我成了SS读书班正式成员，证明押对了宝。
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后记：SS读书班的S和S，是两个德国人-虽然其中一个是犹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读书班最初是以学习他们的政治神学和哲学开始的，不过后来发展下去他们是谁就不重要了。
再后记：一个小烦恼，就是很不幸韦希红是我“妈”。她是我事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我必须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四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
寻月
我，方草地在录音。
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兄弟了。他叫张逗，二十二岁，河南人，现住北京怀柔郊区农村。我六十五岁，有资格认他为弟，以兄自居吧，哈。
他跟我一样，完全记得失踪的那个月，就是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者之间的二十八天。虽然他只待在北京怀柔的一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跟我一样，是哮喘病患者，长年用类固醇。我现在大胆假设，我们两人没有失忆，是跟我们的哮喘药有关。哈，这是大好的消息，表示在我国境内，只要有多少长期服哮喘药的人，就有多少对那年有记忆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如果我能把一百个、一千个这样的人召集起来，我们就可以向全国人民证实那一个月确曾存在，哈。
上星期五晚上，我去五道口的一个熟人家，他家楼下的户外用品店正在清仓甩货，我顺便进去，看到一堆货物的下面，垫着一张失踪那个月的《南方周末》，大概是停报前最后几期了，我如获至宝，假装买了几件东西，然后连报纸一起带走。翌日我在雍和宫旁小咖啡馆无线上网，拿报纸跟同一期的《南方周末》电子版一对照，果然内容有颇大出入，譬如报纸版对这次严打的评论，在电子版就全文不见了，变了一篇叫西方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文章。不知何故，看到《南方周末》被公然强奸篡改，反起普世价值来，我哈哈大笑，忘了咖啡馆里还有别的顾客。
这份《南方周末》报纸单张，遂成为我七十一号证据，可佐证那一个月的真实历史。
更幸运的是，那天凌晨，从熟人家小区开车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用棒子在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他们看见我的车就一哄而散。我停了车，理智叫我少管闲事，正犹疑着，发觉那人在地上拼命想吸气，这情况我熟悉，再下车走近，看到他一只手在颤动，我念头一闪，伸手在那人裤袋一掏，果然是我想的哮喘喷雾剂，立即就往他嘴里狂喷几下，他就缓过来了。
我还要管他吗？我突然有强烈的好奇，这个跟我一样的用药者，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种强烈的好奇，可以说，我一生的道路都是跟着这样的感觉而走的。这个人我就决定管了。
这个大块头！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车上，送到北医三院。我怕他出院走了，第二天早上就再去看她，他仍然在昏睡着，下午醒来，口齿不清就支使我买东西送去他怀柔家，也不怕我拿了钱就走掉。我决定照办，赌沙蟹一样看看下一张牌，到第三天我才确定，我对了，他记得，我们是一类人，我终于证明我不是孤独的，哈。他就是张逗，我认了他做兄弟，比亲兄弟还亲。
两年来，他是我唯一找到的一个同类。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
最初，我以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谈那个月，后来发觉他们把事情记错了，完全跟我自己的记忆对不上，再后来我才总结出来，他们的记忆里，有二十八天是失踪的。为了证明他们的失忆，我到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和新闻周刊，才发觉全都只提供电子版，不再能够查阅印刷版，而那二十八天的电子版报道都跟我的记忆不合。在电子版里，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连在一起了，中间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消失了。
我一度认为就算官方做了手脚，老百姓一定不会遗忘，后来不得不承认竟是全面彻底集体失忆。我怀疑这跟那年春天大家打禽流感防疫针有关，但我不能肯定。
我开始每天逛北京的旧货旧书店，找有关的报道，但只找到那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和风花雪月的刊物，没有报道真相的报刊。
我买了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到地方上搜集证据，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找到一本完整的《财经》杂志，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报道各地居民囤积粮食的情况；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捡到半张《中国青年报》，主文章叫《巨灵来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职强权之间，人们会选后者；另一条报道回顾二零零八年的贵州瓮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找到八分之一张《南方周末》的剪报，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所以买收音机。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一九八三年那次严打的文章。
往后的日子，报刊证据越发难找，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南方周末》证据，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我叫他们做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最后都失望而回。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不过，这类片子里的主角，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
终于，我找到张逗。我们都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十多亿人一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
我跟张逗说，这几天每天去他家，看看妙妙和猫狗有什么需求，我越来越喜欢他的家，善良微笑的妙妙，和猫猫狗狗。张逗说等他出院后，我可以搬去跟他们同住。哈，我太兴奋了，我需要一个保险的地方保管我收集回来的证据。我期待张逗出院。
补一段录音：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几大医院挂号以看病为名，接近其他哮喘患者，故意攀谈说起那个月的事，他们都没有记忆，我很失望，我以为每个服哮喘药的人都跟我和张逗一样，原来不是。我又回到原点。我向张逗报告了情况，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多孤独，只要中国还有一个没有忘记的人，我们也要把他找出来。
为免忘记再录两句：上周在新东路上碰到《明报周刊》和《联合报》的陈老师，才想起他以前也是个明白人，曾帮过我很大的忙，他现在是不是我这类人呢？从他的眼神看，他是我们同类人的机会不大，但我不应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有空找他。
陈老师笔记本里的方草地
小希或非诚勿扰OK没回我电邮，却收到方草地的邮件，约见面。我没有立即回复。
近来心思都是在小希身上，有点不能自拔，但很奇怪，想小希的时候，常常也联想到芳草地，想起那次在幸福二村外碰到时他说的无厘头话。认识他这么多年，他都是叫我老陈，那次他竟叫我陈老师。我甚至觉得方草地的状态，跟小希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
我打开一个搬到幸福二村后没开过的纸箱，检视我的笔记本，有一本是关于芳草地的。
方草地原名方力钧，后来有同名画家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后，我认识的这个方力钧才自己改名方草地。
我首先知道方草地这个人，是我在香港《明报周刊》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个署名老方的美国读者的来信，有时候是校正月刊一些文章的事实或论据，更多是看到文章后向我们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却往往因为太详细而无法刊登，只知道这个老方了解很多当代中国的野史秘闻。有一次我在读者栏登了个小启事，请他提供真实名字和通讯地址，果然后来他来信就附上了真名和地址，我还写过信谢谢他。
他对我的文章也特别注意，甚至我用笔名在《明报》中国版发表的文章也被他看出来，用现在的说法，他是我的粉丝。
八九年夏天，我们在香港见了面，他经香港要回大陆。我奇怪这时候大家都想离开大陆，竟有人想回去。他问我是否认识那个抢救天安门学生领袖的组织，我说香港有个支联会，可以去问问。我当时不知道有黄雀行动。
我发觉他的生平很特别，第二天再约他长谈，并做了笔记。
方力钧祖籍山东，一九四七年在北平出生，他父亲曾跟军阀盛世才一同在新疆参加苏联共产党，后来改投国民党，四九年解放军进北平前，在东单坐飞机去情的青岛，再坐船去了台湾，没带上年纪甚轻的第三任妻子和最小的儿子方力钧。
盛世才那支共产党，跟现在所说的朱毛中共还不是一回事，曾主张新疆脱离中国。不过，老方父亲不单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并且跟西北的黑道帮派走得很近，又负责培养特异功能人士。老方就是出生在北京城东边的一家历史悠久的大道观，母亲还是那道观的总教母。解放后，这个道观是归国家安全部门而不是宗教部门规管，可见中共对道教方术的警惕。
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共随即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分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练各派武功或特异功能者都有可能被划为反动会道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大批曾替国民政府工作的投降人员以至中共自己在白区的地下党人也被杀，包括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
镇反后，黑道帮派分子和会道门追随者有过一阵子在神州大地上几乎销声匿迹，逃得快的头子都去了台湾或香港。老方的父亲什么都掺和，所以也去了台湾。老方的道上大姐大的母亲没有这么幸运，死在北京的监狱中。
至于老方这个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分子兼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后代，则在重门深锁、闲人免进、去宗教化的道观长大，带他的是个看门老头，老方从小就跟老头干些庙里修缮的活，并读完了高中。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老方未能上大学，也因为年龄大了几个月的缘故，没资格跟老三届高中知青下乡插队，更无缘当红卫兵，在文革最初期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当小学老师，但学校还没开学文革就升级了，改成下放到门头沟木城涧矿场当挖煤工人，一待多年。据他说，七一年九月有一天他突然想去颐和园一游，因为整天听说却没有进去过，觉得再不去以后会很长时间没机会去。但那天他前往颐和园途中，发觉路给封了，猜想一定是颐和园附近的玉泉山军事禁区有什么戒备或军事调动。他回工人宿舍后逢人就说，中国要发生大事情了。果然没多久就传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叛国潜逃、飞机坠毁在外蒙古的惊人消息。老方从此不肯再去上班，他说当时已经想到“历史终结”，写了一张小纸条，去到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把纸条塞在桥上汉白玉栏杆的缝里头：“历史已经停止，不会再前进了，所有新的革命皆将是反革命，不要再想骗我，你们凭什么叫我去挖煤？”
他哮喘病复发，待在宿舍，不管单位怎么威吓都不下坑道。
不知道是七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来华，还是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反正美国方面有人带来了一张华裔美国公民滞华亲属的名单，在这个中美关系戏剧性解冻的期间，中方为了示好，放了一批人出境，其中包括老方，因为他父亲早已脱离国民党政坛，以亲美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政府荫庇而移居美国。
老方接到通知后去公安局领了一张摺页的通行证，还在磨蹭，去颐和园、北海四处玩了几天，又回到东边的道观看望带大他的老头。老头一听就急了，说你怎么还不赶快走？万一政策改了就走不了了，今天马上去买火车票去香港。老头从庙里一墙角挖出几片金箔，是以前修庙剩下的，这么多年一直藏着，拿去换了现钞给老方带到路上用。老头说，老方母亲是道观的大恩人，因为她在狱中咬死不松口，坚持道观只是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反动会道门活动，这七百年道观才能保留到今天。现在算是回报给当年总教母的后人老方。老头养大老方，也要等到最后关头才透露点真相，当时人对人都有戒心。
还好带了点钱，老方坐火车南下，在广州等了七天，等香港的配额。在深圳又等了两天，才过罗湖。老方就是在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拿着一张摺页的通行证，终于跟罗湖海岸边防收到的通知对上，进了香港。
老方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拿签证，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老方不是偷渡到香港的，而是那通行证出境的，所以够不上是政治难民，美国不能立即让他入境，必须以家庭团聚的理由正式申请移民美国。
老方在尖沙咀重庆大厦的一家廉价国际宾馆暂住，一住大半年，因为美方签证迟迟不下来。在宾馆里，老方过着大开眼界的生活，结交了各地的背包客和小商人，据他说至少来自五十个国家。有一个长年住在印度果亚的美国嬉皮士，鸟倦知返，说回美国后将会加入一个嬉皮公社，继续过无拘无束、自力更生的日子，令老方羡慕不已。
老方到了加州洛省蒙特利公园市，见到了自襁褓之后没见过、现在已年迈的父亲。老方的父亲当年跟随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时候，没少害过人，现在整天怕有人报复，平日深居简出，房子四周建了很高的围墙，连卧房都加了铁门。这时候父亲已另娶，老方跟父亲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依父亲意思，去德州豪斯顿唐人街，投靠父亲的旧部，在旧部开的下面是铺面、上面是居家的中国家具古董杂货店当会计。旧部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双方家长如意算盘是让老方娶旧部的女儿。那女儿已完全美国化，知道父母的用意后不肯跟老方同桌吃饭，老方就自己吃住在店铺的储物间。这样的唐人街生活并不是老方想象中的美国。
几个月后老方跟嬉皮朋友联络上，离开豪斯顿，去新墨西哥州参加嬉皮公社。公社位于旷野农地，成员种点有机蔬果香草，取其新鲜，并自己缝衣、做蜂蜜、果酱、蜡烛，有点自力更生的感觉，其实粗粮、原料、机械、高科技生活用品和药物包括老方的哮喘药都是在城里购买的。但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住在农村免不了要做体力活，那些嬉皮士来自大城市白人中产家庭，哪干得了，反而老方在中国劳动惯了，手又巧，什么都会修，又不多话，因此在公社很讨人喜欢，老方也因此快快活活的生活了几年。可惜公社先是人事纠纷闹分裂，接着是嬉皮运动式微，成员纷纷求去，大部分公社在越战结束后几年间都无以为继，老方的公社也不例外，新人没有了，老成员走后有些回来，回来后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跟一个外号妈妈的中年女人，妈妈坚持留守，老方也愿意，但只剩两人，年复一年，跟传统的一夫一妻已没分别。
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妈妈对老方说，她已老得不能当嬉皮了，要回东部投靠女儿。于是两人把水电源切断，门窗用木板封上，一同驾车横跨美国，到马里兰州两人分手，老方自己往北行，去了纽约、费城，最后在波士顿落脚，竟在城里唐人街中国杂碎自助餐馆当起厨师，还深受老板器重，一做多年。
有次，老方突发奇想，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回到馆子也只管晚饭，白天就小碎步的由波士顿的唐人街缓跑到剑桥市的哈佛图书馆，泡中文书报刊。这就是他开始写读者来信给《明报月刊》的时候。
我当时在香港，主要是做大陆的文化界名人访谈，所以老方的经历虽有意思，还不到有一写的价值。之后多年不见，直到二零零六年才跟他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我觉得他的生平几乎可以构成一本小说了，因为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
原来八九年他真的回了大陆，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前又离开中国，总是逆着主流。返美后，老方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纽约唐人街打杂工，我听到还有点惋惜。那时候我也回了台湾替《联合报》工作，知道友报《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新闻周刊》，在纽约设了个编辑部，就随便向《时报》的同行推介了一下老方，没想到美国那边真把他请了去做编辑助理，没多久还升做助理编辑，老方写信来千多谢万多谢，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老方是个有见识的杂家，语文能力也不差，很适合做新闻杂志编辑。谁知道《时报新闻周刊》才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到我再收到信，他已经在非洲尼日利亚。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跟当年曾同住在重庆大厦国际宾馆的一个尼日利亚人保持联络，是这人邀他去非洲的。老方年轻时，常幻想去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中国友邦做贡献，遂毫不犹疑的去了，原来那尼国朋友想到做中尼贸易，邀老方来合伙。老方想到在中国大批订购红白蓝三色的货用大编织袋，运到尼国再批发到中西非各地。
红白蓝编织袋大受非洲人欢迎，老方的伙伴想在拉各斯自己开制造厂。中尼贸易赚到钱，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也都去了，老方觉得不应该在非洲终老，又回到中国定居，打算在丽江城外开家广东小馆。
幸好动作太慢，未几丽江大地震，广东小馆计划泡汤，老方也无所谓，开始在西部到处旅行，说要在这些地方未开发旅游之前，先去玩一遍。我记得他预言般的说当中国人开始旅游的时候，到处人满为患，名胜古迹就没意思了。他这一玩就七、八年，新疆、西藏、内蒙、青海、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徒步的、乘火车的、搭长途班车的、招顺风货车的，都尝过了，还坐过军队经商的运输机。你随便拿一块少数民族绣片出来，老方就可以告诉你是侗是瑶还是苗，大概产地在哪。手头紧的时候就去五台山、峨眉山、桂林阳朔、黔东南等旅游地当厨师，因为游客是不回头客人，旅游饭馆好混，有点像美国唐人街忽悠老外的半唐番餐馆。
二零零六年中他搬到北京，说要来见证奥运当义工，我们见面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叫方力钧有好几年了，现在叫方草地，因为有次回来北京路过日坛芳草地小学，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小孩放学，决定改名方草地。这就是老方的逻辑，没有逻辑的逻辑。以他这把年纪加上经历这么复杂，不知道奥组委有没有接受他的义工申请。
我在奥运前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一书后，就想重新试写小说，但我没有再去翻看关于老方的笔录。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对二零零八年以前的中国事情失去兴趣，只想写一个中国当前盛世的故事。我不再想谈旧事，连看都不想看，什么国共斗争，什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解放军入藏、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四清、文革、八三严打、八九六四、九九镇压法轮功等等，连材料我都不想看。很多东西，我愿意忘记，我认为忘记后，我想写的新题材和新灵感才会出现。我的趣味完全改了，我也不认为新一代的小说读者还想看过去六十多年的伤痕疮疤。我真的只想写当前的新人新事，写新的中国人盛世。这样，方草地的故事对我来说就没用场了。
我暂时也不想回方草地的电邮，先搁着再说。
小希的自述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 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分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制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至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合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记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藉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行。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体，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后来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在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画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店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店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分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但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八九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分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团、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梢。
我很孤独，除了妈以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藉故就走掉。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Email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张逗的自述
我，张逗，二十二岁。
现在录影的地点是妙妙的家，在北京怀柔。
我是河南人，父母是农民，我自小有哮喘病，但长得高，十三岁就像人家十六岁，在火车站被拐骗去山西的黑砖窑，前后三年多，做盖房子用的砖，几次哮喘病发差点死掉。曾经试过逃走，被别人救了，送到当地劳动局，又给劳动局的人转卖到另一家黑砖窑。六、七年前，那地区的黑窑厂在全国媒体曝光，很多厂关了，救出不少童工，年龄遭遇跟我差不多，都是失踪人口。我见到很多记者，其中包括广州来的妙妙，我们相处的特别好，她叫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经历，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妙妙说写得很好，说会替我在媒体发表。之后我被送回家乡，我妈死得早，我爸去南方打工，我又回到学校，重新读初中一年级。
一年多后，受到妙妙的信，说媒体都给打招呼了，不准再报道黑砖窑，以免影响国家的形象。我那篇文章也不能登了，只能交给天涯网发表在网上，跟帖很多，一周后才给和谐掉。妙妙把她的Email地址给了我，我去镇里，上网吧发了一封邮件给妙妙，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家里也没人，我想再出去打工。妙妙回邮，叫我去北京找她。她是北京人，已辞掉广州的周报工作，搬回北京。她说现实世界太恐怖，压力太大，宁愿做自由撰稿人，在家工作。
我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到北京怀柔找妙妙。原来她现在也是住在村里。
她叫我跟她住，教我做爱，教我弹木吉他，她会做很好吃的饭，还有蛋糕、饼干什么的。她有三只猫三只狗，都是捡回来的。她说之前北京因为奥运，大片大片拆迁，很多人把猫狗留下没有带走，所以北京特别多流浪猫、流浪狗，甚至名种金毛犬都成了肉狗，在农贸市场才七块钱一斤。
我也是她捡来的。我现在哮喘发作也不用害怕了。
她写文电视剧本赚稿费养家，我有时候在附近的宠物诊所打工，因为经常带猫狗去治病跟诊所的人混熟了。妙妙的小院是跟农民买的小产权房，有三间北房，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和带淋浴的厕所。我们和猫猫狗狗过了一年三个月很快乐的日子。那年妙妙三十二岁。
然后听说全国到处大乱，北京也人心惶惶，我们首先想到是到处找猫粮狗粮，怕断粮。后来，人也快断粮了。宣布严打后，局面就稳下来了，但妙妙怕我被抓，不让我出门。我在家呆了一个月。当时粮食还是紧张，很多人都把宠物丢掉，妙妙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回来猫狗，有些还是病的、残的。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几十只猫狗。我学会了照顾他们。
那年冬天过后，社会一下子繁荣了，每个人都面露笑容。但对妙妙来说，却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她突然不认得我了，任何人都不认得，见到任何人，她都点头微笑，但不说话，每天，她只记得喂猫狗，每隔几天会做一批没加糖的曲奇饼，但她不再写稿子、不弹吉他、也不出门，有需要的时候，会跟我做爱，但她不再跟我聊天说话了。
我一直知道，我到北京的一年多，她在以为我看不到的时候，回去吃某种药，所以有时候她会像灵魂出窍一样谁都不认得，不过一般不到半小时就会回神。这次她没有回来。
我知道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光靠打零工养家。所以我做了一件事，希望妙妙原谅。我偷偷卖掉家里的猫狗，尤其是刚生出来的小猫小狗。我不会卖给肉狗商贩。因为经济好了，很多人又开始收养猫狗，我已经挺擅于培养、配种，生一批、卖一批，家里永远有很多猫狗，还好妙妙对猫狗的爱是一视同仁的，看到谁就喂谁。
我还每天练三个小时吉他。有几个傍晚，我对妙妙说我去听音乐，她没有反应。我坐长途公交去五道口，到一些以前妙妙带我去过的地方听现场音乐，不听我有点难受。每次，我都碰到几个玩音乐的半熟脸儿，还一起玩过几首歌，他们都很喜欢我那手西班牙吉他，说以后演出时需要吉他手的话会找我。回来后我加紧练习，妙妙，你教我的技法我都练熟了，等着去五道口上台演出。
想不到演出那天晚上我出事了。
我接到电话去演出，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把你和猫狗的晚饭准备好，跟你说了一声，去了五道口。跟之前几次去听音乐一样，演出结束后太晚了，回不来，我就会找个地方打个盹，再坐头班车回来。这次我到了市区后，现在蓝旗营的一家小馆吃点东西，小馆店窄，坐得很密，隔桌是一男一女，男的说话是电视上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那种腔调，滔滔不绝的在说，内容我听不太懂，突然那个阿姨开始说话，是个北京人，我发现她竟然在骂政府。
自从两年多前中国人的盛世正式开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碰到的人都好快乐，很少听到有人说不快乐的事，我觉得所有人都变得有点怪，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也装得很快乐。所以听到那个阿姨骂政府，我心里感到很特别。没想到那个台湾腔男的竟然教训起那个阿姨，说你们的政府多了不起、多照顾你们，你们大陆人不懂得感恩，你们以为喂饱十三亿人是件容易的事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你们女人懂什么…可能是他不停的说你们、我们，我听着觉得特别扭，结账走的时候，看到那男的屁股只坐五分之一椅子，我想都不想就猛撞了他椅子一下，他摔在地上，我头也不回的走出小馆，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
我去了一家叫五味的音乐现场，那晚上我们的乐队表演不错，现场气氛特好，我也分到二百块钱。其他乐手拉着我喝啤酒，说庆祝我第一次正式演出，一直弄到了两点多。
分手后，我本来想熬到天亮，但是喝了酒有点犯困，就在车站附近一栋楼的侧面，靠墙坐下，打算眯一下。
刚坐下合上眼睛就给五六个人用木棍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连爬起来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是台湾腔男人找人打我吗？我虽然身体很壮，但这样打下去可扛不住了。后来突然那几个人就走了。我吸不到气，左手像断了一样，右手压在身下，哮喘药在裤兜没法拿。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看我，我发不出声，手颤动着想告诉他药在裤兜里，那人没反应过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妙妙，我那时想，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妙妙，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不该撞人家，现在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
突然我吸到药了，我又可以呼吸了，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死了，我壮，打是打不死的。
醒来已在病床上，只听到护士喊：喂，你送来的人醒啦。有个大叔走到床边，我不认识他，我提起精神说，裤子，我裤子。他把我裤子拿过来，我叫他在裤脚小兜里掏出五百多块钱，又叫他拿了纸笔写上怀柔妙妙家地址，猫粮狗粮牌子，分量多少多少，加上面粉，鸡蛋，拜托那人替我买了送去。我也不知道那人拿了我的钱会不会走掉，是否愿意跑到怀柔，我甚至不明白他送我到医院后，为什么还等我醒来。我顾不了这么多，我想着你们断粮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那人回来，说东西已经送过去，有个女人收了，他向她解说我在医院，那女人只微笑的点头，请他吃不甜的曲奇饼。他还说我家猫狗真多。听了我就放心了。
下午他又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照顾我？他说，看我躺在地上喘不过气，手在裤兜上颤动，突然明白我是哮喘患者，因为他也是，也长期用激素。他从口袋找到我的药。
他说，看到我用激素，忽然想知道另一个用激素的哮喘患者，平常是怎么样过的？
我问：“知道来干嘛？”
他说：“看有没有觉得其他人都跟你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他们没哮喘。”
他说：“他们很快乐？”
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不是我不快乐。五年前开始我和妙妙在一起不会不快乐，现在妙妙不跟我说话，但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不快乐，但是这两年，我发觉我见到的人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不清楚，只能说，他们很快乐。反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就算快乐也不是同样的一种快乐。
他一直看着我，等我答复，我点头。
他好像中了彩券一样高兴，然后看看左右，想怕有人在偷看我们。
他靠近我说：“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只有我们用哮喘激素的人，才会不嗨。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问：“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不记得那一个月？”
“哪一个月？”
“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之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前那一个月。”
我不明白。
他说：“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间，不是大家现在说的好像是紧接在一起的，而是隔着一个月时间的，正确来说是从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天数起共二十八天。”
大概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是不是你现在跟人家说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那一个月的事，大家都忘了？”
我心想，的确再没人跟我说起这些事，的确有点好像不曾发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忘了。
他以为我忘了，颓丧的坐下来，轻轻的说：“原来你也是忘了，我弄错了，太一厢情愿了。”
我说：“大叔，我记得。”
“你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年的事。”
他仍怀疑的看着我。
我说：“我记得到处去搜购猫粮狗粮，记得严打躲在家不敢出去…”
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老天爷，我终于找到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逗。”
“张逗兄弟，你叫我老方，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因为你是我知道唯一记得那个月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你现在记得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月找回来。”
他救了我，救了妙妙和猫狗，他怎么说我怎么听吧。我也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妙妙捡回来的，妙妙是对我最好的。
韦国的自述
我，韦国。二十四岁。
好久没写日记了，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是要记下来的，作为历史的记录。
今天，我向我的人生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我正式成了SS读书班的成员。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是班里最年轻的成员。
SS读书班是学术、政治和产业界的结合，正式成员有副部级官员、少将级军人、央企和主权财富投资老总、百强民企老板，加上几位社科院和重点大学的所长、教授。其实，我们的人脉一直往上延伸，直通天庭。
我们不是书呆子，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的。我们是一群有使命感的精英，在这个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我们用勇气承认：我们是中国盛世里的真正精神贵族。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来自革命家庭-有几个学术界的成员就只是平民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但大多数是。像我的外祖父是共和国的法官，我从小在政法大院长大，这在我们读书班里，已经算是出身最不显赫的了。
或许我应该感谢X、Y、Z三位教授-特别是X教授-因为是他们在大半年前介绍我到读书班当候补成员的，这样我今天才能成为正式成员。X教授经常炫耀说我是他一眼看中的，是他决定要提拔我的，就让他这样想吧。其实念本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把大学里的教授做了分析，看谁在政治上最有前景，会跑得最快最远，是我选中了X。
我没选错，X和Y，Z教授是SS读书班的发起人，他们的主张是：理念与权力结合，让中国更强大。是他们以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的名义，吸引官员、解放军将领和企业界中有理想的人来参加读书班。XYZ都想当国师，认为十年内他们的理念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这都很符合我个人的十年计划。
三个人之中，X掌控着重要的学刊，人脉最广，在媒体的锋头比较大，但嘴巴也比较大，学界传说他有国安背景。Y在学术上最有地位，是学科带头人，在南方的重点大学新成立的学院任院长，在国外学界也颇有名气。Z在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班讲课，这个研究班是军地混合编班，学员都是省部级高官和高级将领。
Z为人深沉，事情想得最远，他才是最懂我的人。我做过两件事，都只跟他报告，当时他听完没反应，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有点后悔自己太急躁了，不过这次在读书班收新成员的委员会议上，主张把研究生还没念完的我，破格收为正式成员的，是Z。之后X也居功一番，说是他和Z共同替我说话了，不然我还要多做三到五年候补成员。
青春有价，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随便给人家耽误呢？我要主动去促成我的目标。我察觉到Z才是关键人物，因为他跟读书班里一个所有人都叫他板寸头的大哥是有默契的。板寸头大哥是真正的红色贵族，表面上是在海外做投资的，其实党政军黑白道都通，更有通天的本领。我认为他是将来做元首的可能人选之一。读书班人人有来头，但他们见到板寸头大哥都还带点敬畏。板寸头大哥和Z才是读书班的灵魂-虽然我不相信灵魂。可惜板寸头大哥不好亲近，我至今还没找到可引起他注意的妥善办法。暂时我先做Z的工夫。
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已经替X、Y、Z做很多跑腿的事。他们有不同的外围组织，掌握着不少资源，譬如申请国家拨款给愿意成为同盟军的学者做学术项目，或拿一些富豪基金会的赞助，办高规格学术会议，扶持国内外学界的同路人，建联合阵线，又或每半年办一次全球华人人文社科优秀研究生的学习营，训练下一代的学术精英，参加者全程免费，夏营在北京或上海，冬营在香港或澳门，吃得好玩得好但少不了洗脑般的脑力密集激荡，所以叫魔鬼训练营，也叫新黄埔军校。这么多活动，XYZ当然要分工，譬如魔鬼营YZ只去演讲，组织上交由X去主导，X自己也不出面，名义上的召集人是Q，因为Q最能折腾，最会忽悠年轻人，特别是满腔热血、读了一点书的硕士研究生。Q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是想当帝王师的，但XYZ都有点瞧不起他，说他学历不完整，说他没有学术著作，说他立场变来变去。私下里，XYZ叫Q做魔笛士，就是在西方童话里，用笛子吹起动听的调子，把小孩子拐走的人物。很明显，XYZ都知道，一场思想的革命-SS读书班策动的就是一场中国人当代世界观的革命-需要有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拐小孩的魔笛士是不能从缺的。
我第一次向Z交心的，是我如何落实读书班上常说的政治就是分敌我的理念。我从大二开始，就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后来我们从虚拟兼顾到实体，凡大学里有教授宣扬西方价值观或自由主义，我们就举报给校长或党委书记。我们的模式已经像授权的连锁店，复制到其他院校。这表明我的行动力，也说明很多大学生是听我的、崇拜我的，我是年轻一代的魅力领袖。
Z听完没什么表示，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因为不久之后他故作不经意的说，你去听过你们学校的那位龚教授的课吗？我立即心领神会，打听之下，知道这个姓龚的家伙在讲堂上批评政治儒家公羊之学，我们就鼓动曾听课的同学去向校长告状，说他污蔑中国传统文化，还发动同学在网上签名要求校方彻查和开除姓龚的。这件事现在还没了，但姓龚的已给我们玩弄得狼狈不堪。我相信Z对我的表现应是满意的。
我没跟Z说的是，我的长年告密行动终于受到国家的欣赏，首先是公安网络监控部门，然后是安全部门，都正式联络上我了，等于说我现在是公安和国保的眼线。这点我没告诉Z和读书班其他人，免他们防着我。待我知会上线我现在正式成为SS读书班内围的人，他们也会更器重我。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半年前我刚做了读书班候补成员，去听Z的公开演讲，题目是当前中国盛世与爱，他说：“现在社会弥漫着‘爱’，媒体更常有人提倡大爱、博爱、爱全人类，一时间大家感觉良好，内心充满‘爱’，很有满足感、幸福感，国家也一片和谐，暴力犯罪案件减少了，连家庭暴力都少了，可见‘爱’的力量。”没说到单字“爱”的时候，Z就做一个加引号的手势。
我正听得无精打采，觉得Z的演讲了无新意，到接近尾声时才突然听到Z带过了一句：“大家都在‘爱’，尚武精神不彰了，敌人没有了，恨不起来了。”我整个人为之一震，Z真是高呀，用心良苦呀。
我记得Y曾说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也没有慧根，我们哲学家不能对他们说真话，不然他们会攻击我们，就像他们杀掉苏格拉底一样。在公开场合，哲学家只能说大众爱听的话，迎合大众。不过，哲学家会留下一句半句暗语，内外有别，让自己人能理解哲学家真正的用意，即所谓微言大义。
Z跟Y是一个套路的，所以Z也是在微言大义。
爱是说给大众听的，大众以为Z在宣扬爱，或主张当前中国盛世需要爱，但其实Z在整篇演讲中，都只是在描述爱，不是在肯定爱，只是说爱如何影响了盛世里的中国人，但没有说中国人应该多去爱。关键是那句“尚武精神不彰了”，这是对前面所说的“爱”的全面否定。这就是说给我这类自己人听的暗语，因为从SS读书班我知道，尚武精神是我们崇尚的美德，Z是尚武的，如果尚武精神是正面的，让尚武精神不彰的就不可能是正面的了。在Z的演讲中，是什么让尚武精神不彰？是“爱”-尚武精神不彰，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爱”。像我这样受过哲学训练、懂得阅读字里行间深意的人就体会到这个引号里的“爱”是指前文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Z认为这样的“爱”让国人不尚武。理论上，尚武不一定需要恨或敌人，但敌人和恨可使人更尚武-敌人和恨是尚武精神的春药。Z演讲的真正目的，他微言的大义，是要否定连敌人也爱的“爱”-批判不分敌我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这些所谓普世价值，甚至暗示我们要找到敌人，让恨能再起来，尚武精神才能彰显。我懂了。
我知道这也是我以后能取信于Z的窍门，我能听出Z的微言大义，主张内外有别的她一定会把我纳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立即挑选了六个崇拜我的北京的大学生，自称铁血忠魂，开始练武。我觉得现在大学生都缺胆色缺杀气，受到社会上泛爱的气氛影响，都变得女性化了，缺乏男子气概，有时候连我也怀疑自己太有爱心，太不够绝断，做不了大事。我设法提升他们的杀气，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记了恨，忘了分敌我。我们一起看南京大屠杀、纳粹灭犹之类纪录片，鼓励他们去幻想如何有系统的屠杀日本鬼子，可是有一次我们野营的时候想杀两只流浪狗，磨练磨练胆色，最后都给畜生逃走了。我觉得大学生都是窝囊废。
终于，给我等到机会，替他们行成人礼。
我姥姥五道口的破店“五·味”，每天晚上有乡谣表演，是我观察年轻人心态的平台。有一个晚上，铁血忠魂都在，但士气低落，大家在喝闷酒。可能是酒精上头，其中一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指着台上一个大块头的吉他手说：“你看，那个弹吉他的大个，一看就知道是农村出来的。”那个清华的铁血忠魂本身是来自农民家庭的，但是他最厌恶农民，整天说农民是贱民，农民是不能同情的。我向来知道，穷人恨穷人，农民讨厌农民，小孩最爱欺负小孩。清华铁血忠魂还在说：“你看他，贱肉横生，恶心不恶心。”另一个铁血忠魂说：“大个子弹得挺好的”，但另一个立即反驳：“他的身体语言特别土，手指头粗得像棒槌，还要弹什么西班牙吉他，我靠！”清华铁血忠魂再咬牙切齿说：“就是个农民！”大家都对那个弹吉他的大块头农民投以极度厌恶的目光。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要不我们今天晚上…”大伙一下就领悟了，其中一个说：“我们回去拿家伙。”
我们在店外等，那大块头还在店里喝酒作乐，大家更气不过。等到他出来，我们跟着他，不知该如何下手，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公交车站，那个蠢家伙竟然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栋临街楼的侧面夹道，靠着墙角坐下来睡着了，众铁血忠魂这时候一拥而上，乱棍齐下，打到那大块头动都动不了，我在不远处看着，心想：好家伙，这回非得把他打死不可。这时候有辆切诺基开过来，大家就撤了。
我犹疑了很久，要不要告诉Z这件事，因为后果只有极好或极坏两种。如果X知道这事，可能会给吓到，Y甚至会谴责我，但Z却会对我另眼相看。我决定赌一把，我跟Z说，受他关于爱的演讲启发，我读出了他的微言大义，并且付诸实行，要做大事，恨是必需要的。我的潜台词是：我是可以替他干大事的。他听后一贯的不做表示就走了，很多天没动静。还好事实证明我看人还是准的。今天，我成了SS读书班正式成员，证明押对了宝。
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后记：SS读书班的S和S，是两个德国人-虽然其中一个是犹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读书班最初是以学习他们的政治神学和哲学开始的，不过后来发展下去他们是谁就不重要了。
再后记：一个小烦恼，就是很不幸韦希红是我“妈”。她是我事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我必须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四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
寻月
我，方草地在录音。
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兄弟了。他叫张逗，二十二岁，河南人，现住北京怀柔郊区农村。我六十五岁，有资格认他为弟，以兄自居吧，哈。
他跟我一样，完全记得失踪的那个月，就是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者之间的二十八天。虽然他只待在北京怀柔的一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跟我一样，是哮喘病患者，长年用类固醇。我现在大胆假设，我们两人没有失忆，是跟我们的哮喘药有关。哈，这是大好的消息，表示在我国境内，只要有多少长期服哮喘药的人，就有多少对那年有记忆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如果我能把一百个、一千个这样的人召集起来，我们就可以向全国人民证实那一个月确曾存在，哈。
上星期五晚上，我去五道口的一个熟人家，他家楼下的户外用品店正在清仓甩货，我顺便进去，看到一堆货物的下面，垫着一张失踪那个月的《南方周末》，大概是停报前最后几期了，我如获至宝，假装买了几件东西，然后连报纸一起带走。翌日我在雍和宫旁小咖啡馆无线上网，拿报纸跟同一期的《南方周末》电子版一对照，果然内容有颇大出入，譬如报纸版对这次严打的评论，在电子版就全文不见了，变了一篇叫西方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文章。不知何故，看到《南方周末》被公然强奸篡改，反起普世价值来，我哈哈大笑，忘了咖啡馆里还有别的顾客。
这份《南方周末》报纸单张，遂成为我七十一号证据，可佐证那一个月的真实历史。
更幸运的是，那天凌晨，从熟人家小区开车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用棒子在猛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他们看见我的车就一哄而散。我停了车，理智叫我少管闲事，正犹疑着，发觉那人在地上拼命想吸气，这情况我熟悉，再下车走近，看到他一只手在颤动，我念头一闪，伸手在那人裤袋一掏，果然是我想的哮喘喷雾剂，立即就往他嘴里狂喷几下，他就缓过来了。
我还要管他吗？我突然有强烈的好奇，这个跟我一样的用药者，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种强烈的好奇，可以说，我一生的道路都是跟着这样的感觉而走的。这个人我就决定管了。
这个大块头！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车上，送到北医三院。我怕他出院走了，第二天早上就再去看她，他仍然在昏睡着，下午醒来，口齿不清就支使我买东西送去他怀柔家，也不怕我拿了钱就走掉。我决定照办，赌沙蟹一样看看下一张牌，到第三天我才确定，我对了，他记得，我们是一类人，我终于证明我不是孤独的，哈。他就是张逗，我认了他做兄弟，比亲兄弟还亲。
两年来，他是我唯一找到的一个同类。其他人都跟我们不一样。
最初，我以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谈那个月，后来发觉他们把事情记错了，完全跟我自己的记忆对不上，再后来我才总结出来，他们的记忆里，有二十八天是失踪的。为了证明他们的失忆，我到图书馆找当年的报纸和新闻周刊，才发觉全都只提供电子版，不再能够查阅印刷版，而那二十八天的电子版报道都跟我的记忆不合。在电子版里，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连在一起了，中间惊心动魄的一个月消失了。
我一度认为就算官方做了手脚，老百姓一定不会遗忘，后来不得不承认竟是全面彻底集体失忆。我怀疑这跟那年春天大家打禽流感防疫针有关，但我不能肯定。
我开始每天逛北京的旧货旧书店，找有关的报道，但只找到那年出版的官方报纸和风花雪月的刊物，没有报道真相的报刊。
我买了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到地方上搜集证据，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找到一本完整的《财经》杂志，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报道各地居民囤积粮食的情况；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捡到半张《中国青年报》，主文章叫《巨灵来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职强权之间，人们会选后者；另一条报道回顾二零零八年的贵州瓮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找到八分之一张《南方周末》的剪报，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所以买收音机。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一九八三年那次严打的文章。
往后的日子，报刊证据越发难找，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南方周末》证据，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我叫他们做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最后都失望而回。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不过，这类片子里的主角，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
终于，我找到张逗。我们都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十多亿人一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
我跟张逗说，这几天每天去他家，看看妙妙和猫狗有什么需求，我越来越喜欢他的家，善良微笑的妙妙，和猫猫狗狗。张逗说等他出院后，我可以搬去跟他们同住。哈，我太兴奋了，我需要一个保险的地方保管我收集回来的证据。我期待张逗出院。
补一段录音：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几大医院挂号以看病为名，接近其他哮喘患者，故意攀谈说起那个月的事，他们都没有记忆，我很失望，我以为每个服哮喘药的人都跟我和张逗一样，原来不是。我又回到原点。我向张逗报告了情况，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多孤独，只要中国还有一个没有忘记的人，我们也要把他找出来。
为免忘记再录两句：上周在新东路上碰到《明报周刊》和《联合报》的陈老师，才想起他以前也是个明白人，曾帮过我很大的忙，他现在是不是我这类人呢？从他的眼神看，他是我们同类人的机会不大，但我不应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有空找他。
陈老师笔记本里的方草地
小希或非诚勿扰OK没回我电邮，却收到方草地的邮件，约见面。我没有立即回复。
近来心思都是在小希身上，有点不能自拔，但很奇怪，想小希的时候，常常也联想到芳草地，想起那次在幸福二村外碰到时他说的无厘头话。认识他这么多年，他都是叫我老陈，那次他竟叫我陈老师。我甚至觉得方草地的状态，跟小希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
我打开一个搬到幸福二村后没开过的纸箱，检视我的笔记本，有一本是关于芳草地的。
方草地原名方力钧，后来有同名画家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后，我认识的这个方力钧才自己改名方草地。
我首先知道方草地这个人，是我在香港《明报周刊》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个署名老方的美国读者的来信，有时候是校正月刊一些文章的事实或论据，更多是看到文章后向我们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却往往因为太详细而无法刊登，只知道这个老方了解很多当代中国的野史秘闻。有一次我在读者栏登了个小启事，请他提供真实名字和通讯地址，果然后来他来信就附上了真名和地址，我还写过信谢谢他。
他对我的文章也特别注意，甚至我用笔名在《明报》中国版发表的文章也被他看出来，用现在的说法，他是我的粉丝。
八九年夏天，我们在香港见了面，他经香港要回大陆。我奇怪这时候大家都想离开大陆，竟有人想回去。他问我是否认识那个抢救天安门学生领袖的组织，我说香港有个支联会，可以去问问。我当时不知道有黄雀行动。
我发觉他的生平很特别，第二天再约他长谈，并做了笔记。
方力钧祖籍山东，一九四七年在北平出生，他父亲曾跟军阀盛世才一同在新疆参加苏联共产党，后来改投国民党，四九年解放军进北平前，在东单坐飞机去情的青岛，再坐船去了台湾，没带上年纪甚轻的第三任妻子和最小的儿子方力钧。
盛世才那支共产党，跟现在所说的朱毛中共还不是一回事，曾主张新疆脱离中国。不过，老方父亲不单背叛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并且跟西北的黑道帮派走得很近，又负责培养特异功能人士。老方就是出生在北京城东边的一家历史悠久的大道观，母亲还是那道观的总教母。解放后，这个道观是归国家安全部门而不是宗教部门规管，可见中共对道教方术的警惕。
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共随即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分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练各派武功或特异功能者都有可能被划为反动会道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大批曾替国民政府工作的投降人员以至中共自己在白区的地下党人也被杀，包括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
镇反后，黑道帮派分子和会道门追随者有过一阵子在神州大地上几乎销声匿迹，逃得快的头子都去了台湾或香港。老方的父亲什么都掺和，所以也去了台湾。老方的道上大姐大的母亲没有这么幸运，死在北京的监狱中。
至于老方这个国民党特务、黑道帮派分子兼反动会道门头子的后代，则在重门深锁、闲人免进、去宗教化的道观长大，带他的是个看门老头，老方从小就跟老头干些庙里修缮的活，并读完了高中。
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老方未能上大学，也因为年龄大了几个月的缘故，没资格跟老三届高中知青下乡插队，更无缘当红卫兵，在文革最初期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当小学老师，但学校还没开学文革就升级了，改成下放到门头沟木城涧矿场当挖煤工人，一待多年。据他说，七一年九月有一天他突然想去颐和园一游，因为整天听说却没有进去过，觉得再不去以后会很长时间没机会去。但那天他前往颐和园途中，发觉路给封了，猜想一定是颐和园附近的玉泉山军事禁区有什么戒备或军事调动。他回工人宿舍后逢人就说，中国要发生大事情了。果然没多久就传出毛主席接班人林彪叛国潜逃、飞机坠毁在外蒙古的惊人消息。老方从此不肯再去上班，他说当时已经想到“历史终结”，写了一张小纸条，去到中南海和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把纸条塞在桥上汉白玉栏杆的缝里头：“历史已经停止，不会再前进了，所有新的革命皆将是反革命，不要再想骗我，你们凭什么叫我去挖煤？”
他哮喘病复发，待在宿舍，不管单位怎么威吓都不下坑道。
不知道是七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来华，还是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反正美国方面有人带来了一张华裔美国公民滞华亲属的名单，在这个中美关系戏剧性解冻的期间，中方为了示好，放了一批人出境，其中包括老方，因为他父亲早已脱离国民党政坛，以亲美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政府荫庇而移居美国。
老方接到通知后去公安局领了一张摺页的通行证，还在磨蹭，去颐和园、北海四处玩了几天，又回到东边的道观看望带大他的老头。老头一听就急了，说你怎么还不赶快走？万一政策改了就走不了了，今天马上去买火车票去香港。老头从庙里一墙角挖出几片金箔，是以前修庙剩下的，这么多年一直藏着，拿去换了现钞给老方带到路上用。老头说，老方母亲是道观的大恩人，因为她在狱中咬死不松口，坚持道观只是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反动会道门活动，这七百年道观才能保留到今天。现在算是回报给当年总教母的后人老方。老头养大老方，也要等到最后关头才透露点真相，当时人对人都有戒心。
还好带了点钱，老方坐火车南下，在广州等了七天，等香港的配额。在深圳又等了两天，才过罗湖。老方就是在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拿着一张摺页的通行证，终于跟罗湖海岸边防收到的通知对上，进了香港。
老方去了美国驻港领事馆拿签证，出现了一个技术问题：老方不是偷渡到香港的，而是那通行证出境的，所以够不上是政治难民，美国不能立即让他入境，必须以家庭团聚的理由正式申请移民美国。
老方在尖沙咀重庆大厦的一家廉价国际宾馆暂住，一住大半年，因为美方签证迟迟不下来。在宾馆里，老方过着大开眼界的生活，结交了各地的背包客和小商人，据他说至少来自五十个国家。有一个长年住在印度果亚的美国嬉皮士，鸟倦知返，说回美国后将会加入一个嬉皮公社，继续过无拘无束、自力更生的日子，令老方羡慕不已。
老方到了加州洛省蒙特利公园市，见到了自襁褓之后没见过、现在已年迈的父亲。老方的父亲当年跟随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时候，没少害过人，现在整天怕有人报复，平日深居简出，房子四周建了很高的围墙，连卧房都加了铁门。这时候父亲已另娶，老方跟父亲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依父亲意思，去德州豪斯顿唐人街，投靠父亲的旧部，在旧部开的下面是铺面、上面是居家的中国家具古董杂货店当会计。旧部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双方家长如意算盘是让老方娶旧部的女儿。那女儿已完全美国化，知道父母的用意后不肯跟老方同桌吃饭，老方就自己吃住在店铺的储物间。这样的唐人街生活并不是老方想象中的美国。
几个月后老方跟嬉皮朋友联络上，离开豪斯顿，去新墨西哥州参加嬉皮公社。公社位于旷野农地，成员种点有机蔬果香草，取其新鲜，并自己缝衣、做蜂蜜、果酱、蜡烛，有点自力更生的感觉，其实粗粮、原料、机械、高科技生活用品和药物包括老方的哮喘药都是在城里购买的。但虽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住在农村免不了要做体力活，那些嬉皮士来自大城市白人中产家庭，哪干得了，反而老方在中国劳动惯了，手又巧，什么都会修，又不多话，因此在公社很讨人喜欢，老方也因此快快活活的生活了几年。可惜公社先是人事纠纷闹分裂，接着是嬉皮运动式微，成员纷纷求去，大部分公社在越战结束后几年间都无以为继，老方的公社也不例外，新人没有了，老成员走后有些回来，回来后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跟一个外号妈妈的中年女人，妈妈坚持留守，老方也愿意，但只剩两人，年复一年，跟传统的一夫一妻已没分别。
到八十年代初，有一天妈妈对老方说，她已老得不能当嬉皮了，要回东部投靠女儿。于是两人把水电源切断，门窗用木板封上，一同驾车横跨美国，到马里兰州两人分手，老方自己往北行，去了纽约、费城，最后在波士顿落脚，竟在城里唐人街中国杂碎自助餐馆当起厨师，还深受老板器重，一做多年。
有次，老方突发奇想，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回到馆子也只管晚饭，白天就小碎步的由波士顿的唐人街缓跑到剑桥市的哈佛图书馆，泡中文书报刊。这就是他开始写读者来信给《明报月刊》的时候。
我当时在香港，主要是做大陆的文化界名人访谈，所以老方的经历虽有意思，还不到有一写的价值。之后多年不见，直到二零零六年才跟他做了第二次笔录。这次，我觉得他的生平几乎可以构成一本小说了，因为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
原来八九年他真的回了大陆，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前又离开中国，总是逆着主流。返美后，老方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纽约唐人街打杂工，我听到还有点惋惜。那时候我也回了台湾替《联合报》工作，知道友报《中国时报》办的《时报新闻周刊》，在纽约设了个编辑部，就随便向《时报》的同行推介了一下老方，没想到美国那边真把他请了去做编辑助理，没多久还升做助理编辑，老方写信来千多谢万多谢，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老方是个有见识的杂家，语文能力也不差，很适合做新闻杂志编辑。谁知道《时报新闻周刊》才出版不久就停刊了。
到我再收到信，他已经在非洲尼日利亚。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有跟当年曾同住在重庆大厦国际宾馆的一个尼日利亚人保持联络，是这人邀他去非洲的。老方年轻时，常幻想去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中国友邦做贡献，遂毫不犹疑的去了，原来那尼国朋友想到做中尼贸易，邀老方来合伙。老方想到在中国大批订购红白蓝三色的货用大编织袋，运到尼国再批发到中西非各地。
红白蓝编织袋大受非洲人欢迎，老方的伙伴想在拉各斯自己开制造厂。中尼贸易赚到钱，加纳、赞比亚、坦桑尼亚也都去了，老方觉得不应该在非洲终老，又回到中国定居，打算在丽江城外开家广东小馆。
幸好动作太慢，未几丽江大地震，广东小馆计划泡汤，老方也无所谓，开始在西部到处旅行，说要在这些地方未开发旅游之前，先去玩一遍。我记得他预言般的说当中国人开始旅游的时候，到处人满为患，名胜古迹就没意思了。他这一玩就七、八年，新疆、西藏、内蒙、青海、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徒步的、乘火车的、搭长途班车的、招顺风货车的，都尝过了，还坐过军队经商的运输机。你随便拿一块少数民族绣片出来，老方就可以告诉你是侗是瑶还是苗，大概产地在哪。手头紧的时候就去五台山、峨眉山、桂林阳朔、黔东南等旅游地当厨师，因为游客是不回头客人，旅游饭馆好混，有点像美国唐人街忽悠老外的半唐番餐馆。
二零零六年中他搬到北京，说要来见证奥运当义工，我们见面时才知道他已经不叫方力钧有好几年了，现在叫方草地，因为有次回来北京路过日坛芳草地小学，看到很多家长在接小孩放学，决定改名方草地。这就是老方的逻辑，没有逻辑的逻辑。以他这把年纪加上经历这么复杂，不知道奥组委有没有接受他的义工申请。
我在奥运前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一书后，就想重新试写小说，但我没有再去翻看关于老方的笔录。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对二零零八年以前的中国事情失去兴趣，只想写一个中国当前盛世的故事。我不再想谈旧事，连看都不想看，什么国共斗争，什么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解放军入藏、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四清、文革、八三严打、八九六四、九九镇压法轮功等等，连材料我都不想看。很多东西，我愿意忘记，我认为忘记后，我想写的新题材和新灵感才会出现。我的趣味完全改了，我也不认为新一代的小说读者还想看过去六十多年的伤痕疮疤。我真的只想写当前的新人新事，写新的中国人盛世。这样，方草地的故事对我来说就没用场了。
我暂时也不想回方草地的电邮，先搁着再说。
3 春夏之际
法国水晶灯
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厅副厅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厅副厅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厅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798随便逛逛。现在的798可不是十年前的798，结合了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798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798附近。
每次到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画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的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八九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哧哧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藉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地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单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她现在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界面用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象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
第二个春天
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可以安排的。
我到燕都BOBO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菲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咯？”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得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八九，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一九七五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板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
我注意到导演还是桑弧呢，导过《哀乐中年》、《祝福》和张爱玲一九四七年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根据二零零九年才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式小说《小团圆》所提供的线索，桑弧确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第二个有男女关系的男人。原来除了舞剧《白毛女》外，文革后期他还替江青拍过主旋律电影。
我侧头看，何东生又是闭着眼睛，我明白他为什么连续几个月来这个聚会了，因为平常失眠的他，在放片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好好睡一觉。
我再看简霖，他竟也没在看，低着头，一双手托头。没想到他这回这么认真，真失恋了。
故事的背景放在中苏交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个海军的船厂有两派人，一派主张自力更生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造海鹰军舰，另一派认为土法上马不行，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依靠外国专家合作建飞鱼军舰，海鹰那派是造船工人和中级技术工程师的结合，飞鱼那边则是厂长和高级专家这种崇洋媚外走白专路线的人物，中间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学者和一个永远英明正确的工委书记。两派争持，结果在第二年春天海鹰派成功造出自己的战舰，谁对谁错就不用说了。四人帮就是要以崇洋媚外来影射邓小平。
片子播完，灯一亮，何东生一睁开眼睛就会发表一番言论，大概这些片子他当年都看过。
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呀，兜了多大一个圈子，才拨乱反正到了历史新阶段。”
我和简霖很努力的听着。
何东生继续说：“完全不要外国技术是不行的，但完全靠外国技术也是不行的。自力更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大国不能完全不自力更生，但也不能完全自力更生。老毛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低，粮食和消费品基本上自力更生，不假外求，放弃对外贸易，只跟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小国做生意，这就是追求绝对的自力更生，最终影响发展，没必要。老邓的改革开放年代美国人要全世界放弃自力更生，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是不科学的，老美自己都做不到。当时我们拼命出口赚外汇增加就业，在一段时间内效果倍儿好，但是在这个用美元结算的世界，为了压低人民币汇价有利出口，就得购进美元，这从学理上就知道不可能长久，会造成结构性偏差，最后美元贬值，老美经济垮了，我们差点也被拖垮了，幸好及时调整政策，说穿了就是改成相对的自力更生，我们输出工业成品给俄罗斯、安哥拉、巴西、澳洲、加拿大，换取石油、粮食、矿产、木材、原料，都是我们中国缺的，也跟欧美做点双边对等贸易，买他们的波音飞机，再买些高科技工业生产工具，除此之外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尽量自己做，能种的就自己种、能研发就自己研发，能消费就自己消费，从土豆到小商品到手机到汽车都一样，十几亿人的大国嘛，我们就是自己的主要市场，不过度依赖美国，不再乱搞重商主义，但也不玩老毛闭关自守那套，对外贸易照样对外贸易，但只占GDP百分之二十五不到，这不等于说就是相对的自力更生！”
何东生说话时很带劲，一停嘴就变回泄气皮球。我们知道今晚的演讲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三个人喝闷酒，到十二点前何东生上完厕所，大家就撤。
他厕所出来，又问：“一起走？”这次我答：“好”。我不想留下听简霖酸溜溜的说文岚。
跟他走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我有点尴尬，何东生不说话，我也不好开口免自讨没趣，只能闷着头走。
他开的是一部黑色的路虎越野车，这类进口车在北京已属于常见到了不起眼的地步，我瞄了一下，车牌也是普通北京车牌，大概是谁送他用的吧。
何东生坐上车开动引擎后，从上装内取出一个电子仪器像个遥控器，一按即亮了一个小绿灯，三秒钟后再亮了两个小绿灯，何东生把仪器放回上衣内袋，说：“没事。”
我不好意思追问，谁知道他补一句：“反窃听、反追踪。”
我禁不住问：“谁敢窃听你、追踪你？”
他说：“都敢！中纪委、国保、国安、总参，这么多单位，养这么多人，谁说得准？谁没有对头？我监控人，人监控我，我有你的把柄，你有我的把柄，谁都有档案，游戏就是这样。”
我又长见识了，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怕有人监控。我强装见过世面，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样子，很酷的系上安全带，想调一下座位，不知道按错什么吓我一跳，椅背往后翻，整个人就仰着平躺。何东生连忙把我扶起，说他的车改装过，两个前座椅都可以往后放平，像床一样睡觉。大概他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暧昧，想解释一下，但又忍住不说，怕越描越黑。我也不追上去调侃他。
他问我住哪，我说幸福二村，他说知道，熟得很。
我问他有见到当年兴华营的同学吗？他简短的回说没有。
我以为话又断了，谁知他主动说话：“水兴华是个有心的资本家，你知道兴华营让我知道了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我才意识到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话语、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不一样，而且不光是你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坦白说，也没有太大兴趣理解，我是说真的理解，几乎不可能，我失去了兴华营才意识到，三地知识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这对我后来思考台港事务很有帮助。”
我三地都呆过多年，他这番话我懂，难得像他这样去一次兴华营就领悟了。
我说：“这几年台港精英怕都乖乖的在好好学习大陆了吧。”
他只回了一句：“中国的事情外面人不好理解。”
大概车速太高，我们给交警拦住了。我想这交警真不知好歹，但不知道何东生会怎样反应，只看到何东生边慢慢停车，边拨手机说：“我在工体东路快到新东路，嗯。”
就这样他就挂了手机。一个肥胖的交警跟他要证件，他毫无反应，交警再问，他眼皮都不抬的说：“等一等。”我看那交警有点按耐不住要发作了，幸好这时候交警的手机响了，交警一接电话，何东生就启动引擎，不理交警的反应开车走了。他说：“我秘书会处理。”
我心想，老板失眠，开车乱闯，秘书一定经常深夜接到这样的电话，马上要摆平，当秘书真辛苦。
这一来何东生又不说话了，有些可惜，因为我挺喜欢听他发表高论，说实在的，我还有点喜欢这个失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五道口朋友
五一过后，有天早上打开电脑一看，收到wudaokoupengyou的电邮，以往一般来历不明的邮件我都会删除，怕中毒，但最近都一一打开来看。五道口朋友果然是小希。
小希约我在工体南门附近的露天农贸市场门口等她。
平常我也喜欢没事逛逛菜市场。中国北方四季分明，水果菜蔬各依时令，在菜市场看得最清楚，更不用说，比超市新鲜。菜市场更让我有接触老百姓的感觉，想不接触也不行，人挤人，你挡住人，那些大妈大叔会用肩膊身体来推开你，因为她们双手都提着菜。
今天，我着急。小希已经迟到大半个小时了。
北京市的管理当局是很不像话的，这个农贸市场只准营业到上午十点，现在只差十分钟就十点了。我心里骂那些北京的小官小吏太缺德，心中都没有老百姓。这时候小希在我身后叫我老陈。
我回头，小希笑着，很开心的样子。我说：“你来了！”她说：“我来了！”
她手中拿着个帆布袋，说：“我去买菜，你在这等我。”
我说：“不，我跟你去。”
停市前最后十分钟，人流到了高峰，我跟在小希身后，她走我走，她停我停，感觉是一直挨着她，一直闻到她的体味，她却专注的问价、讲价、挑选、付钱、取回零钱，然后用肩膊身体推着前面的人，开路去另一摊。这样的十分钟飞快的过去，让我感觉似找到久违了的忘我经验。
小希在电邮上说要到我家做一顿饭给我吃，那真是太让我期待了。
菜市场出来，小希说：“今天只能吃菜和水果了。”
我说：“没问题。”
小希说：“家里有米吧。”
我说：“有！”
其实本来没有，但收到小希电邮后，我去家乐福买了米、油、调味品、鸡牛羊肉，还添了厨具。我猜到小希会想在农贸市场买些菜。
小希说：“刚才让你等着急了吧？”
我说：“没问题。”
小希语气一转说：“我得先摆脱盯着我的人。”
她一路说来我才知道她为了跟我见这一面，做了多少动作。她前阵子故意到处看房，像是想搬家，然后找到了一个筒子楼带家具的房间，今早约了房东，把一箱东西搬过去，并付了房租，然后拿着帆布袋，说去超市买东西。她估计跟踪她的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会留下趁她不在的时候为装窃听器的事跟房东打招呼，她在原来住的地方也因为房东态度突变，引起她疑心，才发觉自己被盯上被窃听了。另一个人可能也不会盯着她，因为她才付了租金，去超市后应该很快会回来。不过就算跟着她，也很可能只在超市门口等她，而她去的那家京客隆有两个进出口，仍有可能甩掉他。她说她一直装着没发现有人跟着她，所以那两人的警觉性应该不高。
我已经听得心惊肉跳。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的想象，是她神经过敏，是她多此一举，但是也极可能她真被盯上了，上次在美术馆小公园我不是也亲眼看到过吗？当时我都没尝试去提示她。现在的问题是：小希真的摆脱盯梢了吗？如果没有，我记得自己想过的一句话：她的麻烦很快会变成我的麻烦。
“你确定没人跟着我们吗？”我问。
小希突然停步，一百八十度转身，张望一番，很得意的说：“你看，没有吧。”
我们两个站在空敞的新东路上，一眼看去都没人。我感到挺羞愧，小希为了这次见面，这么费力气，而我只想着不要给我添麻烦。但我怎能不在乎我安安稳稳的好生活呢？
小希问：“怎么样？放心吧，没事。”
我们还站在路边。我问：“小希，那你以后怎么办？”
小希还开玩笑：“凉拌！”她又说：“看吧，也可能我下午就离开北京。”
我有点激动，说不出话的呆站着。她笑着问：“要不要吃饭呀？”
我们继续走回幸福二村。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空气中都是槐树开花的味，一种很冲很性感的味道，我感到自己爱意澎湃，想流眼泪，我想说，小希我们在一起吧，都不要再折腾了，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吧。
但我不敢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在小厨房，小希快手快脚做饭，我在旁边瞎帮忙。她脱了外衣，右边胳膊皮肤凹凸不平，是当年被军车撞伤留下的疤痕。我心情已平静一点，心想：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好女人。
她切大白菜的时候突然说：“老陈，现在我们的老朋友都变了。”
我记起在小公园里，她也说过同样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这次我问：“怎么变法？你说说看。”
她停下来，说：“变得…，变得都好满足。老陈，你满足吗？”
我觉得她在试探我，于是我说：“小希，为什么你不满足？”
这确是当时我们的对话，两个五、六十岁的人。
小希呆了一下，又反问：“老陈，你还记得当年的感觉吗？你在场的，八九年在我和我妈五道口第一家店，后来九十年代在重开的店，我们谈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愤怒，我们为什么而争吵，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你记得吗，老陈？”
我温柔的反问：“小希，你为什么不能忘记呢？时代不一样啦！”
小希若有所失的看着我，隔一会才说：“我已经忘记太多，我给关在精神病院好长的时间，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不想再忘记。”
我刚想再说，小希有点不想说了：“先把饭做了。”然后她埋头切菜。我知道我失去了她。
吃饭的时候小希仍挂着笑容，但她对我已下了结论，我是她周围已经变掉的人的其中一个。
饭前，她吃药，还坦然跟我说：“精神科的抗忧药。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我把剩的吃掉以后不再吃了。”
我称赞她炒的尖椒土豆丝和醋溜白菜好吃，她说有机会做顿饭给我吃，真好，我觉得她的话有告别的味道。
在饭桌上我想尽最后努力挽回她。我有点摸到她的思路了，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不一样了，只有她还在愤怒。我试探说：“小希，你知道吗，有些人比较能伪装，伪装是为了保护真实的自己。”看到她眼睛一亮，我知道这话说中了。
“当然，伪装久了，会分不出伪与真”，我说着，小希在听。
我就顺着这个话头，边说边想着如何去说：“鲁迅说过，诱人会怀念失掉的好地狱，因为还有比好地狱更坏的坏地狱，这不用说，但是在一个好地狱与一个伪天堂之间，人会如何选择？有很多人会认为，不管怎么说，伪天堂还是比好地狱更好，他们开始的时候还知道那是伪天堂，只是不敢或不想去拆穿它，久而久之他们甚至忘了那是伪天堂，反而替伪天堂辩护，说那是唯一的天堂。但是，世界上总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哪怕是非常少的一群人，再痛苦也宁愿选好地狱，因为在好地狱里，至少大家都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在地狱。”
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是边说边觉得自己说的挺有道理。小希很认真的在听，我想起在大陆，一搬出鲁迅，有点年纪有点文化的人都会比较愿意听。起码，这番话再度拉近了我与小希的距离。
小希想了很久，才说：“你是说我因为太过怀念好地狱，所以拒绝接受伪天堂吗？”
我狡猾的说：“我是在说两个选项。”
小希问：“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你选哪个？”
她问到点上了，这是关键问题，我得格外小心。我想再拉近与小希的距离，含糊的说：“必要的时候，我或许愿意尝试考虑好地狱。”
我看到小希露出笑容，如果我们挨着，我可以拥抱她，可是我们隔着一张餐桌。
小希说：“老陈，我想跟你拥抱一下，行吗？”
还用说，我即走过去，跟小希紧紧抱着。
小希说：“欢迎来到好地狱！”
我想说我们在一起吧，但话到嘴边又收回去。
我家的门铃响了。小希身体一下僵硬起来，我放开小希，心想，他们找上门了，这回逃不掉了，只得硬着头皮去开门。
冲进来的是文岚。
她扑到我的胸脯上说：“有人欺负我，我需要一个肩膀。”她把我当做永远的候补？
文岚瞄到僵立着的小希，伸手指着小希说：“她是谁？”
小希拿起外衣和帆布包，像犯了罪一样说：“谁都不是，谁都不是，我马上走。”
我说：“小希，你不用管她…”
小希边说“对不起、对不起”，边走出门，我被文岚一挡，没拦住。
文岚说：“小希？你跟阿姨好啦？”
这一刻我更害怕文岚会再缠上我：“你怎么找来这里？”
文岚说：“幸福二村，问警卫香港作家住哪就带我来了。”
我严厉的指着门说：“你给我走，立即走！”
文岚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尖声说：“什么？”
我说：“我以后都不想见到你！”
文岚还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你滚！”
文岚才完全明白：“好，你狠，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了，你等着瞧！”
文岚走到门口，回身给我一个中指，我也回了她一个中指。
天上人间
我不应该让小希走掉。
我应该早点向小希表达爱意。
我后悔了。
小希从我家走了已半个月，音讯全无，写电邮到五道口朋友信箱，没人回，搜五道口朋友这几个字，出现一大堆跟五道口或朋友有关的资讯，但找不到小希的帖子，跟上次小希用feichengwuraook电邮地址和非诚勿扰OK这个网上跟帖网名的情况不一样，小希现在知道有人在盯她，电邮地址和网上跟帖网名大概不再有关连。很可能，五道口朋友这电邮地址当时是特别用来跟我联络的。现在，她在网上用什么地址、网名？
我的反应太慢，小希走了以后，每过一天，我就清楚一点自己有多爱她。我愿意为她下好地狱。
莫名其妙的，我连续了两年多的幸福感不见了。我很渴望爱情，因而不再快乐。
在北京的杨柳絮和海棠花瓣齐飞的一天，我进了董娘的屋子，垂头丧气的径自走进她的闺房，把上衣和皮鞋脱掉，躺在床上。
董娘开始在我面前脱衣服，她说：“把衣服脱了吧，老朋友，今天免收费。”
我问：“为什么免收费？”
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次。”
我问：“什么最后一次？”
她说：“我要走啦，离开北京。”
我坐起来，沮丧的说：“你要离开北京。”
董娘看着我，逗我：“不许哭不许哭。宝贝，董娘这么多年没看到过你像今天这么不开心。你是我的开心宝贝，是不是？”
我说：“我确是很不开心。”
她说：“让董娘抱抱。”
她抱着我，我说：“小董，我们聊天。”
她放开我，看了一下，说：“我用塔罗牌替你算个命。”
她下了床。我不喜欢叫她董娘，我喜欢叫她小董，就像她当年在天上人间。小董知道了我是作家，叫我推荐小说给她看，其实她就是爱看小说，不用我介绍已看了不少琼瑶、严沁、芩凯伦、亦舒、张小娴。我叫她去看翻译小说，先看简·奥斯汀，她还真的六本都看了，看得比我还细，之后她看了很多翻译的流行小说。记得我问过她最喜欢哪些小说，她说美国的《廊桥遗梦》和琼瑶的《几度夕阳红》。我们的阅读趣味虽然不一样，但因为她也是看小说的人，我就跟她好像比较亲。后来她自己待在住家接客，我这么多年都有来找她，感觉上她依然是看小说的小董。有一阵子一些台湾客人常在她家打扑克抽雪茄，我也参加过几次，他们董娘董娘的叫，把我的小董叫成董娘。
她拿着塔罗牌坐在床上，我顺手拿起她床头的书，是鹿桥的大陆版《未央歌》和拉辛的《金色笔记》，可见她还在看大部头小说。她说：“你想问什么？”
我随便说：“我的爱人在哪？”
她准备替我算，我改说：“不不不不，算别的。”我对她的牌术没这么有信心，总觉得她是闹着玩的，万一她真说了一个地方，变了我要决定是不是听她之言去找。我不能把我的命运放在她手。我改说：“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第一条路会让我过稳定舒适的生活，其实很不错，但心里总有点不满足，第二条路会碰到麻烦，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大麻烦，但可能会带我去找到真爱和最大的幸福，我应该选哪条路？”我提了这样一个非常塔罗的问题。
她翻了些牌，分成两边，然后说第一条路很安静，也富足，第二条路有障碍，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有爱情。她的答案完全就在重复我的问题。
然后她说：“这是副变的牌，你在第一条路上很久了，想变到第二条路去，那去吧，不去你会不甘心的。”这大概就是我想听的话。
我说：“小董，我还是喜欢叫你小董，谢谢你。”
小董：“老陈，这两年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真实的一面。”
我说：“真实的一面？我以前不真实吗？”
她说：“以前，以前你跟所有人一样，整天都，都…”
我心跳加速的说：“充满幸福感？”
她说：“对，两年多前开始，你，我的其他客人，甚至周围的人都充满幸福感！”
我说着小希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
小董说：“可以这么说。”
我问：“但你没变，是不是？为什么？”
小董沉默了一会，才说：“老陈，我们十几年朋友，我跟你说真话。”
我点头。她说：“你知道我是香港人说的道友、道姑吧？”
我说：“你不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针孔。”
她说：“我不用针，客人看到不喜欢。”
我说：“那你嗑什么药？”
她说：“各种能找到、能嗑的。”
我警觉的说：“待会你都给我写下来，我要知道是哪几种。继续，嗑药又怎么啦？”
她说：“嗑药有时好嗨，有时好当，是不是？但有时候，我们很清醒，这时候就看得出世界变了，周围的人都不对了。”
我说：“怎么不对了？”
她说：“就是不对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包括老陈你在内，都太…太有幸福感了。说不出来，总之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是我们这种嗑药的狂嗨，而好像是一种很温吞很温吞的小小小嗨。”
我努力在反省，好像有点感悟，又好像没法跳脱来看自己。
她继续：“我和我男朋友都受不了。我男朋友是澳洲人，以前编过背包客旅游书，来中国二十年了。我男朋友常说，中国人的心态几年就蜕变一次，九二年南巡是一变，九四年宏观调控是一变，零三年非典后是一变，零八年抢奥运火炬和奥运举办又是一变，这两年又是一大变。我男朋友说，以前国民快乐指数的全球排行，头几名永远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波多黎各这些，他们的国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中国都不知道排在后面哪里，突然最近两年都是中国排第一，十几亿人都说自己很快乐，你说中国人是不是有毛病？有这么快乐吗？”
我想，小董跟了这个男朋友，的确见识不一样了。
她继续：“我男朋友也是嗑药的，有时候嗑完药我们一起聊简·奥斯汀，真的是太妙了，之后我们就要好了。那年严打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不是住在望京吗？我知道会有人举报，就躲到男朋友在外交公寓的家，几周不敢出门，不然不知道现在还有命没命。你看，你不记得了吧？”
我说：“那段时间的记忆真是很含糊…”
她说：“现在不记得才是正常人，像我们记得的反而是不正常了。这也是我跟我男朋友受不了的原因。加上这两年在北京，我们要的货越来越难找，好像道友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年初去了一趟云南山区，看看那边情况会不会好一点，我们发觉那边的人是跟我和我男友比较像的，当然我们碰到的很多都是道友，很多是非常坏的人，也有好人，另外还有山区的人，他们都没有平地人那种说不出来的小小小嗨。我男朋友叫小小小嗨做hi-lite-lite。他有时候说话很夸张，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文革工农兵海报上的人了。你身在其中可能看不到，现在不光是北京这样，我们去过全国很多地方都这样，到处都hi-lite-lite，嗨赖赖，除了那些山区或西北偏远地区。我和男朋友商量了很久，我们决定搬过去云南三二零国道近缅甸一带居住。”
我说：“我认识一个跟你感觉上很相近的人，她也特烦嗨赖赖。”
小董说：“是吗？”
我说：“她是服抗忧药的。”
小董若有所思说：“说不定抗忧药也有同样效果。”
我说：“说不定是这样。她就是我刚才问塔罗的第二条路。”
法国水晶灯
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厅副厅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厅副厅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厅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798随便逛逛。现在的798可不是十年前的798，结合了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798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798附近。
每次到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画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的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八九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哧哧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藉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地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单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她现在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界面用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象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
第二个春天
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可以安排的。
我到燕都BOBO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菲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咯？”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得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八九，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一九七五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板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
我注意到导演还是桑弧呢，导过《哀乐中年》、《祝福》和张爱玲一九四七年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根据二零零九年才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式小说《小团圆》所提供的线索，桑弧确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第二个有男女关系的男人。原来除了舞剧《白毛女》外，文革后期他还替江青拍过主旋律电影。
我侧头看，何东生又是闭着眼睛，我明白他为什么连续几个月来这个聚会了，因为平常失眠的他，在放片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好好睡一觉。
我再看简霖，他竟也没在看，低着头，一双手托头。没想到他这回这么认真，真失恋了。
故事的背景放在中苏交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个海军的船厂有两派人，一派主张自力更生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造海鹰军舰，另一派认为土法上马不行，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依靠外国专家合作建飞鱼军舰，海鹰那派是造船工人和中级技术工程师的结合，飞鱼那边则是厂长和高级专家这种崇洋媚外走白专路线的人物，中间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学者和一个永远英明正确的工委书记。两派争持，结果在第二年春天海鹰派成功造出自己的战舰，谁对谁错就不用说了。四人帮就是要以崇洋媚外来影射邓小平。
片子播完，灯一亮，何东生一睁开眼睛就会发表一番言论，大概这些片子他当年都看过。
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呀，兜了多大一个圈子，才拨乱反正到了历史新阶段。”
我和简霖很努力的听着。
何东生继续说：“完全不要外国技术是不行的，但完全靠外国技术也是不行的。自力更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大国不能完全不自力更生，但也不能完全自力更生。老毛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低，粮食和消费品基本上自力更生，不假外求，放弃对外贸易，只跟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小国做生意，这就是追求绝对的自力更生，最终影响发展，没必要。老邓的改革开放年代美国人要全世界放弃自力更生，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是不科学的，老美自己都做不到。当时我们拼命出口赚外汇增加就业，在一段时间内效果倍儿好，但是在这个用美元结算的世界，为了压低人民币汇价有利出口，就得购进美元，这从学理上就知道不可能长久，会造成结构性偏差，最后美元贬值，老美经济垮了，我们差点也被拖垮了，幸好及时调整政策，说穿了就是改成相对的自力更生，我们输出工业成品给俄罗斯、安哥拉、巴西、澳洲、加拿大，换取石油、粮食、矿产、木材、原料，都是我们中国缺的，也跟欧美做点双边对等贸易，买他们的波音飞机，再买些高科技工业生产工具，除此之外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尽量自己做，能种的就自己种、能研发就自己研发，能消费就自己消费，从土豆到小商品到手机到汽车都一样，十几亿人的大国嘛，我们就是自己的主要市场，不过度依赖美国，不再乱搞重商主义，但也不玩老毛闭关自守那套，对外贸易照样对外贸易，但只占GDP百分之二十五不到，这不等于说就是相对的自力更生！”
何东生说话时很带劲，一停嘴就变回泄气皮球。我们知道今晚的演讲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三个人喝闷酒，到十二点前何东生上完厕所，大家就撤。
他厕所出来，又问：“一起走？”这次我答：“好”。我不想留下听简霖酸溜溜的说文岚。
跟他走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我有点尴尬，何东生不说话，我也不好开口免自讨没趣，只能闷着头走。
他开的是一部黑色的路虎越野车，这类进口车在北京已属于常见到了不起眼的地步，我瞄了一下，车牌也是普通北京车牌，大概是谁送他用的吧。
何东生坐上车开动引擎后，从上装内取出一个电子仪器像个遥控器，一按即亮了一个小绿灯，三秒钟后再亮了两个小绿灯，何东生把仪器放回上衣内袋，说：“没事。”
我不好意思追问，谁知道他补一句：“反窃听、反追踪。”
我禁不住问：“谁敢窃听你、追踪你？”
他说：“都敢！中纪委、国保、国安、总参，这么多单位，养这么多人，谁说得准？谁没有对头？我监控人，人监控我，我有你的把柄，你有我的把柄，谁都有档案，游戏就是这样。”
我又长见识了，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怕有人监控。我强装见过世面，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样子，很酷的系上安全带，想调一下座位，不知道按错什么吓我一跳，椅背往后翻，整个人就仰着平躺。何东生连忙把我扶起，说他的车改装过，两个前座椅都可以往后放平，像床一样睡觉。大概他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暧昧，想解释一下，但又忍住不说，怕越描越黑。我也不追上去调侃他。
他问我住哪，我说幸福二村，他说知道，熟得很。
我问他有见到当年兴华营的同学吗？他简短的回说没有。
我以为话又断了，谁知他主动说话：“水兴华是个有心的资本家，你知道兴华营让我知道了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我才意识到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话语、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不一样，而且不光是你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坦白说，也没有太大兴趣理解，我是说真的理解，几乎不可能，我失去了兴华营才意识到，三地知识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这对我后来思考台港事务很有帮助。”
我三地都呆过多年，他这番话我懂，难得像他这样去一次兴华营就领悟了。
我说：“这几年台港精英怕都乖乖的在好好学习大陆了吧。”
他只回了一句：“中国的事情外面人不好理解。”
大概车速太高，我们给交警拦住了。我想这交警真不知好歹，但不知道何东生会怎样反应，只看到何东生边慢慢停车，边拨手机说：“我在工体东路快到新东路，嗯。”
就这样他就挂了手机。一个肥胖的交警跟他要证件，他毫无反应，交警再问，他眼皮都不抬的说：“等一等。”我看那交警有点按耐不住要发作了，幸好这时候交警的手机响了，交警一接电话，何东生就启动引擎，不理交警的反应开车走了。他说：“我秘书会处理。”
我心想，老板失眠，开车乱闯，秘书一定经常深夜接到这样的电话，马上要摆平，当秘书真辛苦。
这一来何东生又不说话了，有些可惜，因为我挺喜欢听他发表高论，说实在的，我还有点喜欢这个失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五道口朋友
五一过后，有天早上打开电脑一看，收到wudaokoupengyou的电邮，以往一般来历不明的邮件我都会删除，怕中毒，但最近都一一打开来看。五道口朋友果然是小希。
小希约我在工体南门附近的露天农贸市场门口等她。
平常我也喜欢没事逛逛菜市场。中国北方四季分明，水果菜蔬各依时令，在菜市场看得最清楚，更不用说，比超市新鲜。菜市场更让我有接触老百姓的感觉，想不接触也不行，人挤人，你挡住人，那些大妈大叔会用肩膊身体来推开你，因为她们双手都提着菜。
今天，我着急。小希已经迟到大半个小时了。
北京市的管理当局是很不像话的，这个农贸市场只准营业到上午十点，现在只差十分钟就十点了。我心里骂那些北京的小官小吏太缺德，心中都没有老百姓。这时候小希在我身后叫我老陈。
我回头，小希笑着，很开心的样子。我说：“你来了！”她说：“我来了！”
她手中拿着个帆布袋，说：“我去买菜，你在这等我。”
我说：“不，我跟你去。”
停市前最后十分钟，人流到了高峰，我跟在小希身后，她走我走，她停我停，感觉是一直挨着她，一直闻到她的体味，她却专注的问价、讲价、挑选、付钱、取回零钱，然后用肩膊身体推着前面的人，开路去另一摊。这样的十分钟飞快的过去，让我感觉似找到久违了的忘我经验。
小希在电邮上说要到我家做一顿饭给我吃，那真是太让我期待了。
菜市场出来，小希说：“今天只能吃菜和水果了。”
我说：“没问题。”
小希说：“家里有米吧。”
我说：“有！”
其实本来没有，但收到小希电邮后，我去家乐福买了米、油、调味品、鸡牛羊肉，还添了厨具。我猜到小希会想在农贸市场买些菜。
小希说：“刚才让你等着急了吧？”
我说：“没问题。”
小希语气一转说：“我得先摆脱盯着我的人。”
她一路说来我才知道她为了跟我见这一面，做了多少动作。她前阵子故意到处看房，像是想搬家，然后找到了一个筒子楼带家具的房间，今早约了房东，把一箱东西搬过去，并付了房租，然后拿着帆布袋，说去超市买东西。她估计跟踪她的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会留下趁她不在的时候为装窃听器的事跟房东打招呼，她在原来住的地方也因为房东态度突变，引起她疑心，才发觉自己被盯上被窃听了。另一个人可能也不会盯着她，因为她才付了租金，去超市后应该很快会回来。不过就算跟着她，也很可能只在超市门口等她，而她去的那家京客隆有两个进出口，仍有可能甩掉他。她说她一直装着没发现有人跟着她，所以那两人的警觉性应该不高。
我已经听得心惊肉跳。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的想象，是她神经过敏，是她多此一举，但是也极可能她真被盯上了，上次在美术馆小公园我不是也亲眼看到过吗？当时我都没尝试去提示她。现在的问题是：小希真的摆脱盯梢了吗？如果没有，我记得自己想过的一句话：她的麻烦很快会变成我的麻烦。
“你确定没人跟着我们吗？”我问。
小希突然停步，一百八十度转身，张望一番，很得意的说：“你看，没有吧。”
我们两个站在空敞的新东路上，一眼看去都没人。我感到挺羞愧，小希为了这次见面，这么费力气，而我只想着不要给我添麻烦。但我怎能不在乎我安安稳稳的好生活呢？
小希问：“怎么样？放心吧，没事。”
我们还站在路边。我问：“小希，那你以后怎么办？”
小希还开玩笑：“凉拌！”她又说：“看吧，也可能我下午就离开北京。”
我有点激动，说不出话的呆站着。她笑着问：“要不要吃饭呀？”
我们继续走回幸福二村。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空气中都是槐树开花的味，一种很冲很性感的味道，我感到自己爱意澎湃，想流眼泪，我想说，小希我们在一起吧，都不要再折腾了，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吧。
但我不敢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在小厨房，小希快手快脚做饭，我在旁边瞎帮忙。她脱了外衣，右边胳膊皮肤凹凸不平，是当年被军车撞伤留下的疤痕。我心情已平静一点，心想：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好女人。
她切大白菜的时候突然说：“老陈，现在我们的老朋友都变了。”
我记起在小公园里，她也说过同样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这次我问：“怎么变法？你说说看。”
她停下来，说：“变得…，变得都好满足。老陈，你满足吗？”
我觉得她在试探我，于是我说：“小希，为什么你不满足？”
这确是当时我们的对话，两个五、六十岁的人。
小希呆了一下，又反问：“老陈，你还记得当年的感觉吗？你在场的，八九年在我和我妈五道口第一家店，后来九十年代在重开的店，我们谈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愤怒，我们为什么而争吵，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你记得吗，老陈？”
我温柔的反问：“小希，你为什么不能忘记呢？时代不一样啦！”
小希若有所失的看着我，隔一会才说：“我已经忘记太多，我给关在精神病院好长的时间，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不想再忘记。”
我刚想再说，小希有点不想说了：“先把饭做了。”然后她埋头切菜。我知道我失去了她。
吃饭的时候小希仍挂着笑容，但她对我已下了结论，我是她周围已经变掉的人的其中一个。
饭前，她吃药，还坦然跟我说：“精神科的抗忧药。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我把剩的吃掉以后不再吃了。”
我称赞她炒的尖椒土豆丝和醋溜白菜好吃，她说有机会做顿饭给我吃，真好，我觉得她的话有告别的味道。
在饭桌上我想尽最后努力挽回她。我有点摸到她的思路了，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不一样了，只有她还在愤怒。我试探说：“小希，你知道吗，有些人比较能伪装，伪装是为了保护真实的自己。”看到她眼睛一亮，我知道这话说中了。
“当然，伪装久了，会分不出伪与真”，我说着，小希在听。
我就顺着这个话头，边说边想着如何去说：“鲁迅说过，诱人会怀念失掉的好地狱，因为还有比好地狱更坏的坏地狱，这不用说，但是在一个好地狱与一个伪天堂之间，人会如何选择？有很多人会认为，不管怎么说，伪天堂还是比好地狱更好，他们开始的时候还知道那是伪天堂，只是不敢或不想去拆穿它，久而久之他们甚至忘了那是伪天堂，反而替伪天堂辩护，说那是唯一的天堂。但是，世界上总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人，哪怕是非常少的一群人，再痛苦也宁愿选好地狱，因为在好地狱里，至少大家都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在地狱。”
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是边说边觉得自己说的挺有道理。小希很认真的在听，我想起在大陆，一搬出鲁迅，有点年纪有点文化的人都会比较愿意听。起码，这番话再度拉近了我与小希的距离。
小希想了很久，才说：“你是说我因为太过怀念好地狱，所以拒绝接受伪天堂吗？”
我狡猾的说：“我是在说两个选项。”
小希问：“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你选哪个？”
她问到点上了，这是关键问题，我得格外小心。我想再拉近与小希的距离，含糊的说：“必要的时候，我或许愿意尝试考虑好地狱。”
我看到小希露出笑容，如果我们挨着，我可以拥抱她，可是我们隔着一张餐桌。
小希说：“老陈，我想跟你拥抱一下，行吗？”
还用说，我即走过去，跟小希紧紧抱着。
小希说：“欢迎来到好地狱！”
我想说我们在一起吧，但话到嘴边又收回去。
我家的门铃响了。小希身体一下僵硬起来，我放开小希，心想，他们找上门了，这回逃不掉了，只得硬着头皮去开门。
冲进来的是文岚。
她扑到我的胸脯上说：“有人欺负我，我需要一个肩膀。”她把我当做永远的候补？
文岚瞄到僵立着的小希，伸手指着小希说：“她是谁？”
小希拿起外衣和帆布包，像犯了罪一样说：“谁都不是，谁都不是，我马上走。”
我说：“小希，你不用管她…”
小希边说“对不起、对不起”，边走出门，我被文岚一挡，没拦住。
文岚说：“小希？你跟阿姨好啦？”
这一刻我更害怕文岚会再缠上我：“你怎么找来这里？”
文岚说：“幸福二村，问警卫香港作家住哪就带我来了。”
我严厉的指着门说：“你给我走，立即走！”
文岚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尖声说：“什么？”
我说：“我以后都不想见到你！”
文岚还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你滚！”
文岚才完全明白：“好，你狠，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了，你等着瞧！”
文岚走到门口，回身给我一个中指，我也回了她一个中指。
天上人间
我不应该让小希走掉。
我应该早点向小希表达爱意。
我后悔了。
小希从我家走了已半个月，音讯全无，写电邮到五道口朋友信箱，没人回，搜五道口朋友这几个字，出现一大堆跟五道口或朋友有关的资讯，但找不到小希的帖子，跟上次小希用feichengwuraook电邮地址和非诚勿扰OK这个网上跟帖网名的情况不一样，小希现在知道有人在盯她，电邮地址和网上跟帖网名大概不再有关连。很可能，五道口朋友这电邮地址当时是特别用来跟我联络的。现在，她在网上用什么地址、网名？
我的反应太慢，小希走了以后，每过一天，我就清楚一点自己有多爱她。我愿意为她下好地狱。
莫名其妙的，我连续了两年多的幸福感不见了。我很渴望爱情，因而不再快乐。
在北京的杨柳絮和海棠花瓣齐飞的一天，我进了董娘的屋子，垂头丧气的径自走进她的闺房，把上衣和皮鞋脱掉，躺在床上。
董娘开始在我面前脱衣服，她说：“把衣服脱了吧，老朋友，今天免收费。”
我问：“为什么免收费？”
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次。”
我问：“什么最后一次？”
她说：“我要走啦，离开北京。”
我坐起来，沮丧的说：“你要离开北京。”
董娘看着我，逗我：“不许哭不许哭。宝贝，董娘这么多年没看到过你像今天这么不开心。你是我的开心宝贝，是不是？”
我说：“我确是很不开心。”
她说：“让董娘抱抱。”
她抱着我，我说：“小董，我们聊天。”
她放开我，看了一下，说：“我用塔罗牌替你算个命。”
她下了床。我不喜欢叫她董娘，我喜欢叫她小董，就像她当年在天上人间。小董知道了我是作家，叫我推荐小说给她看，其实她就是爱看小说，不用我介绍已看了不少琼瑶、严沁、芩凯伦、亦舒、张小娴。我叫她去看翻译小说，先看简·奥斯汀，她还真的六本都看了，看得比我还细，之后她看了很多翻译的流行小说。记得我问过她最喜欢哪些小说，她说美国的《廊桥遗梦》和琼瑶的《几度夕阳红》。我们的阅读趣味虽然不一样，但因为她也是看小说的人，我就跟她好像比较亲。后来她自己待在住家接客，我这么多年都有来找她，感觉上她依然是看小说的小董。有一阵子一些台湾客人常在她家打扑克抽雪茄，我也参加过几次，他们董娘董娘的叫，把我的小董叫成董娘。
她拿着塔罗牌坐在床上，我顺手拿起她床头的书，是鹿桥的大陆版《未央歌》和拉辛的《金色笔记》，可见她还在看大部头小说。她说：“你想问什么？”
我随便说：“我的爱人在哪？”
她准备替我算，我改说：“不不不不，算别的。”我对她的牌术没这么有信心，总觉得她是闹着玩的，万一她真说了一个地方，变了我要决定是不是听她之言去找。我不能把我的命运放在她手。我改说：“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第一条路会让我过稳定舒适的生活，其实很不错，但心里总有点不满足，第二条路会碰到麻烦，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大麻烦，但可能会带我去找到真爱和最大的幸福，我应该选哪条路？”我提了这样一个非常塔罗的问题。
她翻了些牌，分成两边，然后说第一条路很安静，也富足，第二条路有障碍，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有爱情。她的答案完全就在重复我的问题。
然后她说：“这是副变的牌，你在第一条路上很久了，想变到第二条路去，那去吧，不去你会不甘心的。”这大概就是我想听的话。
我说：“小董，我还是喜欢叫你小董，谢谢你。”
小董：“老陈，这两年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真实的一面。”
我说：“真实的一面？我以前不真实吗？”
她说：“以前，以前你跟所有人一样，整天都，都…”
我心跳加速的说：“充满幸福感？”
她说：“对，两年多前开始，你，我的其他客人，甚至周围的人都充满幸福感！”
我说着小希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
小董说：“可以这么说。”
我问：“但你没变，是不是？为什么？”
小董沉默了一会，才说：“老陈，我们十几年朋友，我跟你说真话。”
我点头。她说：“你知道我是香港人说的道友、道姑吧？”
我说：“你不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针孔。”
她说：“我不用针，客人看到不喜欢。”
我说：“那你嗑什么药？”
她说：“各种能找到、能嗑的。”
我警觉的说：“待会你都给我写下来，我要知道是哪几种。继续，嗑药又怎么啦？”
她说：“嗑药有时好嗨，有时好当，是不是？但有时候，我们很清醒，这时候就看得出世界变了，周围的人都不对了。”
我说：“怎么不对了？”
她说：“就是不对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包括老陈你在内，都太…太有幸福感了。说不出来，总之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是我们这种嗑药的狂嗨，而好像是一种很温吞很温吞的小小小嗨。”
我努力在反省，好像有点感悟，又好像没法跳脱来看自己。
她继续：“我和我男朋友都受不了。我男朋友是澳洲人，以前编过背包客旅游书，来中国二十年了。我男朋友常说，中国人的心态几年就蜕变一次，九二年南巡是一变，九四年宏观调控是一变，零三年非典后是一变，零八年抢奥运火炬和奥运举办又是一变，这两年又是一大变。我男朋友说，以前国民快乐指数的全球排行，头几名永远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波多黎各这些，他们的国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中国都不知道排在后面哪里，突然最近两年都是中国排第一，十几亿人都说自己很快乐，你说中国人是不是有毛病？有这么快乐吗？”
我想，小董跟了这个男朋友，的确见识不一样了。
她继续：“我男朋友也是嗑药的，有时候嗑完药我们一起聊简·奥斯汀，真的是太妙了，之后我们就要好了。那年严打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不是住在望京吗？我知道会有人举报，就躲到男朋友在外交公寓的家，几周不敢出门，不然不知道现在还有命没命。你看，你不记得了吧？”
我说：“那段时间的记忆真是很含糊…”
她说：“现在不记得才是正常人，像我们记得的反而是不正常了。这也是我跟我男朋友受不了的原因。加上这两年在北京，我们要的货越来越难找，好像道友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年初去了一趟云南山区，看看那边情况会不会好一点，我们发觉那边的人是跟我和我男友比较像的，当然我们碰到的很多都是道友，很多是非常坏的人，也有好人，另外还有山区的人，他们都没有平地人那种说不出来的小小小嗨。我男朋友叫小小小嗨做hi-lite-lite。他有时候说话很夸张，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文革工农兵海报上的人了。你身在其中可能看不到，现在不光是北京这样，我们去过全国很多地方都这样，到处都hi-lite-lite，嗨赖赖，除了那些山区或西北偏远地区。我和男朋友商量了很久，我们决定搬过去云南三二零国道近缅甸一带居住。”
我说：“我认识一个跟你感觉上很相近的人，她也特烦嗨赖赖。”
小董说：“是吗？”
我说：“她是服抗忧药的。”
小董若有所思说：“说不定抗忧药也有同样效果。”
我说：“说不定是这样。她就是我刚才问塔罗的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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